|
本报记者 李红兵 北京报道
“我感到本届政府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为重视就业问题。”10月9日晚，国内研究就业问题的著名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这样开门见山地评价本届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围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要研究的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曾湘泉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门把就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研究，您对此如何评价？
曾湘泉：就业问题被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体现了中央对就业问题的高度关切和重视。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让人们感受到这样一个信息：本届政府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为重视就业问题。
《21世纪》：本届政府对就业问题的极度重视也表明了当前就业问题面临的严峻形势。您对此如何看待？
曾湘泉：的确如此。从劳动力供给的总体情况看，根据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模型计算表明，从1997年开始，我国开始经历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期，每年都大体在2000万以上，2003年已经达到最高峰，之后虽开始下降，但2000万以上的基数将大约持续至2008年。同时，当前的就业还面临着3个特殊情况：由传统企业改制、改革带来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由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就业问题；由于高校的普遍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三个具体问题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
《21世纪》：现在我们也看到，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似乎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了。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测算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
曾湘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容纳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得到释放，由没有登记的隐性失业转为有登记的公开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大，而同时，没有登记的“隐性就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两方面一对比，导致就业弹性也随之下降。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快速增长，这部分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同时，这部分产值对劳动力专业技能的要求很高，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却较少。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
《21世纪》：近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比GDP更为重要的指标来考核各级官员的政绩。您对此作何看法？
曾湘泉：就业问题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可以说不解决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均衡、持久、健康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各级政府官员没有理由不把就业问题提到一个极端重要的高度来认识。但人们在日常的种种宣传中看到的多数是：地方政府在宣传工作业绩时，往往强调最多的是招商引资增长了多少，GDP增长了多少，却很少有说失业率下降了多少。现在是必须转变观念的时候了。
但同时，招商引资和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增长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完全不矛盾。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单纯地来区分和比较究竟是就业第一还是招商引资和GDP第一，它们应该是不分伯仲，同等重要，应该列为同等重要的指标来对官员政绩进行考核。
《21世纪》：当前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一些学者却称目前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可能在10％左右。这两个数字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您怎样看待？
曾湘泉：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统计口径、就业理论平台的统一问题。首先，我们迄今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描述我国劳动力就业、失业的存量和流量分析模型，对什么是就业，什么是失业，是用德国的标准来定义还是用美国的标准定义或者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来定义，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21世纪》：您认为，当前应该从哪些具体方面入手，寻求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曾湘泉：当前各种就业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当前就业问题的准确认识和解决。因此可以说，解决统计口径、统计标准等就业分析理论和平台的统一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正确分析就业、解决就业问题面临的一个当务之急。
在有了一个统一、准确的就业理论统计方法和平台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我们已经实施的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科学的评估体系和制度。比如，我们要对为促进再就业实施的个人创业小额贷款政策、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实施的大学生个人创业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就业政策进行科学评估。
在科学的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再对这些就业政策进行修改、完善，使之更科学，更有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