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何晓晴
从“期货教父”到“金融红娘”，香港金融传奇人物刘梦熊已逐一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现。然而，眼下这位大名中带着“梦”字的传奇人物却还有一个未曾实现的“惊世骇俗”的奇妙梦想，那就是藏在他心中多年的文学梦，一个要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梦。
日前，记者有幸专访到了这位金融传奇人物。采访当中，思维敏捷、表情多多又十分健谈的刘梦熊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将有关访谈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话题从买壳上市谈起。
一些有心卖壳的企业，通常没有好货色。但是，对于那些大股东原本不打算出售的公司来说，则在资本市场上有足够的吸引力。我就专门找那些无意出售的优质上市公司，按照大股东的特殊情况，锲而不舍，攻心为上，制定出对双方有利的收购方案。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一名活跃于香港资本市场的“金融红娘”，为什么您会反其道而行之，专门挑那些不愿意卖壳的人让他卖壳呢？
刘梦熊（以下简称“刘”，见右图）：因为一些有心卖壳的企业，大半经营混乱，负债累累，通常没有好货色。但是，对于那些大股东原本不打算出售的公司来说，则有可能现金流充裕，而且在资本市场上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我就专门找那些无意出售的优质上市公司，按照大股东的特殊情况，锲而不舍，攻心为上，制定出对双方有利的方案，同时也保证了所收购的壳的质量。这样做下来，虽然难度比较大，但针对性比较强，能够以我为主，谈成后胜算还是比较大。
由于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我已经在市场上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就卖家而言，他们都知道我找他们谈的话，是已经找到了买家，而且买家都是比较实在；此外，我在市场上已经做出了好几个比较出名的案例，不是头一回做了。他们都认为后面是有料到的；还有，我本身就是有的放矢，定向选择，去找买家需要的壳。如由我促成的九仓集团将旗下宝福（021）34.87%的股权以及港通控股（032）26.7%股权分别出售给合成国际（651）和彩星地产（075）的两宗交易，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执行的。
2000年9月，合成国际主席赵渡找到我，希望能控股另一家上市公司，实现连环控股。我找了很多公司的资料，觉得宝福有限公司资质很好。该公司1959年由船王包玉刚创办，原有的船只已卖掉，公司十分干净，剩下只有4亿多现金，1亿多债券和几千万蓝筹股股票，总资产在6.15亿左右。包玉刚的女婿九仓集团主席吴光正掌有宝福52.86%的股份。我对吴光正说，“九龙汇德丰集团有700多亿的资产，宝福只有6亿多，所占不到1%，而且它使你的企业架构重叠，每年还要为其负担大笔上市费用。毛泽东讲过‘精兵简政’，现在有个好买家，不如把它精简掉算了。”吴光正询问价格，我说，“现在的壳价值便宜的是六千万，最贵的是1.2亿。如果你不出售股权，而是和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分账，顶多能拿到3亿资金，现在卖出去不仅能拿到3亿现金，而且能赚到壳价。”吴光正当场点头同意，壳价定为9000万，吴将所持52.86%的股份配送给独立第三方，另外34.86%卖给合成国际，套现3.7亿。
2001年3月，彩星地产希望收购吴光正手中的港通控股时，遭到九仓董事局的全体反对。港通控股资产规模达20亿，并拥有香港三条海底隧道之一，港通与政府签署了30年经营权，每隔一、二年就可以调高过海费用。我对吴光正说，“现在香港‘民粹主义’抬头，主张一切免税、免费，是‘逢加必反’。您出身名门，身兼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医院管理局主席等多项公职，曾经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何不潇洒一点，把港通卖了，既甩掉了政治包袱，又能收回利润，何必为了加价整天被骂。董事局的人只算经济账没算政治账，你身份不同，应该算两笔账。”最后，吴光正终于同意出让，彩星地产以6.13亿港元收购了港通26.7%的股份，成为控股方。
在目前内地企业上市资源依然相当紧缺的情况下，买壳上市可以说是民企海外上市的一条捷径。而在香港“买壳”上市的话，则可避免“两盘账”等尴尬。
记：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内地民企赴境外买壳上市的呢？
刘：在目前内地企业上市资源依然相当紧缺的情况下，买壳上市可以说是民企海外上市的一条捷径。目前，希望在内地主板排队上市的存量企业多达3000多家，就算按每年上市100家企业计算，最久的也要等上20年。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一组动态的数据，即不断有新企业申请加入等待行列，因此，有相当部分企业真的要等到“天荒地老”！这其中还有许多企业不是都有条件“永久经营”的，肯定有部分未排到就已经消失了，因而错失了上市融资的好机会。
此外，若申请到香港上市的话，同样也要经中国证监会的确认，手续繁杂；加上杨斌的“欧亚农业”等造假丑闻曝光后，香港证券会和交易所审查上市申请十分严厉，查根究底，并且将上市申请过程和时间延长，以迫使申请公司重新核数，错失时机，无法卷土重来。更何况排除的也不少，绝非短期可上。以现时估计，上市申请须至少一年以上。
更为重要的是，不少民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都有“两盘账”，资产化整为零，利润以多报少，若申请上市披露资料，按“假账”报上去，则不够上市条件；按“真账”报上去，够条件上市，却又“自投法网”，可能“未上交易所，先上看守所”。
但是，若选择在香港“买壳”上市的话，则可避免上述尴尬。因为在香港“买壳”只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被收购方只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收购资金，“认钱不认人”；二是监管机构只看你收购的股权是否达到30%，若达到的话，则需要你作出全面收购。因此，上述两点与收购方背后企业有多少盘账根本沾不上边。收购方完全可以“潇洒走一回”，告别不规范的过去，“而今迈步从头越”，做到规范经营，从今往后做个“乖乖仔”。
国有法人股转让应该废除“公开投标”这一点。由国资委定一个底价，买卖双方达到这个底价就可以成交。
记：在内地民营企业赴境外买壳上市渐成气候的同时，相反外资并购中国内地企业在相关法规出台后，并没有出现想象当中的并购热潮呢？您认为这是为何？
刘：外资并购中国内地企业出现冷场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目前的并购政策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完全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在《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原则上采取公开竞价方式，并且要将相关情况公布，任何地方、部门不得擅自批准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收购合并要求保持高度保密的市场原则，即一方面买家不希望引来大量竞争对手，消息外泄也会令股价被推高，增加收购成本。换句话说，第一个抓螃蟹的人却不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谁还愿意做这样的傻瓜呢？我个人建议，国有法人股转让应该废除“公开投标”这一点。否则的话，来回折腾、到头来死的还是企业。应由国资委定一个底价，买卖双方达到这个底价就可以成交。
记：最近，有一家在内地借壳上市的广东民企，由于借壳不慎，引发了许多隐性债务。那么，您认为，中介机构在民企借壳当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刘：的确如此。买壳上市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规避隐性债务。对于被收购对象，买方应先搞清楚再去收购，而不是收购后再去查。企业首脑决不能拍脑袋、头脑发热去弄个董事局主席当一当。同样，中介机构也应做好尽职调查，应该本着从买壳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发现问题。提出的问题一定要打中卖家的要害，要令对方无法回避。以我的经验，这么多年做下来都不怕，关键是对整个买卖协议可能有疑问的地方，或有可能成为财务陷阱的，都应把它扯出来，一页纸不够，再加一页纸，两页纸不够，三页纸；20项不够，28项总够。此外，还要由大股东作出担保，然后再给出一个金额和时间上的期限以防止或有负债。最后，在给出的收购资金里还要预留一部分抵消可能的或有负债，抵消不了的话，还要进行申诉。
记：我曾看到一个资料，说您赚到一个亿后就打算弃商从文去当作家，是这样的吗？
刘：不对，不对，说起来这是六年前的一个访问了，这是一个笔误。不是一个亿，而是十个亿，还多几个亿都可以啦。也就是说，我后半辈子都不做生意啦，去周游列国，把自己经历过的两种社会、两种制度；从工厂打工到金融界的“士兵”再到金融界的“元帅”，南征北战；从买卖“鸡蛋”到买卖各种“母鸡”，所见、所闻、所思，其中的酸甜苦辣，写成一本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要感人的长篇小说。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么悠久和伟大，中国人才济济，但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为什么现代中国作家不能写出几部伟大的传世之作呢？
记：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动笔呢？
刘：大概两年后就可以动笔了。两年后我不打算做生意了。我想，若干千百年后，很少人会问谁是首富。真正在人类历史上青史留名的，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力的还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而不是某一朝代的首富。正如我们今天看李白的诗、屈原的词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两千年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文化才是真正不朽的，文化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
记：对于“期货教父”和“金融红娘”这两个角色，您最满意哪个角色呢？
刘：永远都不会满意。只有这样，才会不断进取。如果我仅仅满意于“期货教父”这个称号，在期货领域里继续称王称霸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转跑道呢？我就觉得人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给自己提新的要求，尽量开辟新的领域，化不可能为可能，去超越自我。作为“金融红娘”来讲，到头来我再当它两年，然后再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当一个作家。这样来讲，人生才能丰富多彩，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