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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中国出了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叫王安石。他不仅作为宰相行立百度，而且还学贯千载、文藻万物，在公务之余留下了不少清遒旷放的诗词。其中有首七绝，题为《江上》，表达了一种苍凉中的乐观和期望--“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抚今追昔，这字里行间的意境仿佛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再次启动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的预言式写照。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按照预定计划，这次中央全会将就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期间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进行筹划，并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便把握极其难得的机遇，实现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打破“黄宗羲怪圈”和城乡分割的管理格局、建立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在提高行政系统效率的同时逐步推动民主建设。我们当然不会幻想从此体制改革的航路会风平浪静，但却有充分的理由为廓清疑云之后千帆渡江而来的那种阵势而感到振奋。
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其最实在的标志就是四海之内货币蓄积，国库和私人腰包也都日益充足。但居安思危、顺境反省一番就可以发现，仅就“发财”而言，其实也还是有两大隐患有待尽早消除。一个隐患涉及钱的流向问题。它直接影响资本运作，特别是通过直接融资(股市)和间接融资(银行)等渠道可以决定企业活动的生死兴衰。单纯的贸易收支和贵金属收支的顺差并不能保证金融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中枢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金融改革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转轨、产业结构重组、赋税体系的合理化、国债发行以及自主性地方财政的建构等犬牙交错在一起，有必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另一个隐患涉及钱的分配问题，包括缓解贫富悬殊、改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提供更充足的公共物品等社会诉求，需要借助改革财政制度和预算审议方式作为操作杠杆来撬动既得利益者所设置的障碍。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千头万绪，但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的局势完全不同，现在还反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已属少数，体制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采取切实的措施来争取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地位下降的城市低薪阶层以及广大农户的支持，那就很可能会影响到社会转型的平稳度，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市场机制的发育。为了避免社会不满所引起的制度资源消耗，执政党必须及时而适当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和话语更新来积极回应民众的呼声。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党政领袖所采取的亲民、关怀底层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预计十六届三中全会亦将会以此为基调来设计政治文明建设蓝图以及实施的各种步骤。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缩小阶层差距、提出新的劳动政策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为适当协调地区之间的关系并推动各地的公共事业建设，都会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对此有所准备，采取未雨绸缪的对策。例如在财政运营上，一方面要尽量限制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以预防欧洲福利国家的病态以及因高龄人口的庞大规模而导致公益金制度崩盘，另一方面要在财政再分配过程中尽早解决“患寡”(确保财源的征税程序)和“患均”(妥善决定预算的审议程序)的问题。另外，鉴于未来征税有可能会变成政治上的禁忌，应该考虑在物价稳定、变相公款消费较广泛的现阶段立即导入个人消费税，与此同时推行退休金与物价连动以及老人医疗免费等减轻公民负担的福利措施。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要保证在此过程中落实执政为民的基本方针，中央不妨考虑设置税制和财政调查委员会等机构的可能性，并尽早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财政预算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功能，主要讨论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公平分配的理财问题。而在财政运营中则特别注重向中小企业振兴、公共事业、地方财政补贴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政策倾斜，并保障司法和警察系统的预算一律由中央政府直接划拨。这种思路与王安石所说的“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临川文集》第82卷“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有些近似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把对预算案进行实质性审议作为依法理财的核心内容。
强化各级人大和政协这种功能，至少有如下几点长处。首先是可以使政治文明建设直接与经济改革相衔接，缓和改造权力结构的冲击力以及社会震荡。其次，能让各种利益群体在编制和审议财政预算的程序中学会协调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从事政策竞争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再者，有利于在有效地加强民意代表对行政权的监控的同时，也加强政府独立面向社会承担问责义务和政治风险的能力。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对全国预算案的实质性讨论会刺激地方政府讨论的兴趣，从而有助于在推动地方治理的同时保持凝聚力。最后一点是假如预算的审议结果真能直接牵涉不同利益群体，那么对于利益代表的重视程度就会迅速提高，并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以此为背景，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会更重视扩大群众基础，并由于党员身份认同的多样性而不断增大，党组织本身在加强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联系的同时，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还将积极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而且这种协调会越来越借助法律性的程序以及实体规范。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到这一程度，突破性的国家体制创新将会水到渠成，党内的民主化改革也将稳步推进。
上述趋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所做的两次历史抉择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谁也无法阻挡。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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