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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讨论得比较多。其实，在因地制宜形成的诸多地方发展模式中，至少还有一个模式与前两者比肩而立，这就是产生于珠江三角洲的珠江模式。一般来说，“苏南模式”是指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地方政府推动型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家庭经营和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而“珠江模式”则是指乡镇集体企业加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
三大模式虽是发轫于80年代农村的集体经济变革中，但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倾向于资金自给型(内生型)，“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则兼而有之。
三大模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三大模式也面临着挑战。温州的发展障碍主要来自外部的制约，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持、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方面；苏南则主要面对来自内部的制约，如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关系、内部管理方式等；珠三角则与苏南一样，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两种潮流交汇在一起。
在三大模式中，学界对“温州模式”赞誉有加。这不仅因为它是自发生成的市场制度，更在于这种制度能够“与世俱进”，扩展、更新、修正和成熟。现在一些学者提出了“浙江模式”的说法。实际上，所谓“浙江模式”，就是扩展、更新、修正、成熟的“温州模式”。
与“温州模式”受到的推崇相反，“苏南模式”由于在转轨过程中阻力重重，进两步退一步，近年来人们对它的批评不断，有人甚至发出了“苏南模式已经终结”的论断。不过，“苏南模式”也在悄悄地发生“嬗变”。“二次改制”之后，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如资本经营、个私经济、园区经济、外向经济等都有大动作。
至于“珠江模式”，可能人们目前只记得其主要特点是外向型经济，但历史上“珠江模式”的另一特点是乡镇集体企业力量较强。广东在90年代初期就实现企业一次改制，主要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是把产权归属明晰化，即把属于“公”的部分和“私”的部分明晰化，但没有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7年以来，全国乡镇企业都在搞新的一轮改制，广东也不例外。“珠江模式”在这次企业转制中有比较彻底的变化。
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起始的“苏南模式”，还是以私人经济为主起始的“温州模式”，或者以合作经济为主起始的“珠江模式”，在它们向股份制公司形式的发展过程中，既坚持既有特色，又融合互补，力求在变革中实现高度整合：温州模式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产业升级，苏南与珠江模式则加强了混合经济与民营化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发展趋势，正呈现趋同化的迹象。
从更为本质的方面看，正如农村研究界的泰斗杜润生指出的，由于“温州模式”具有“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性质，更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因此，三大模式实际上是向着“浙江模式”亦即扩大了的“温州模式”趋同。
迄今为止，三大模式是我国市场化发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发展模式。但它们能否最终殊途同归并在全国推进，以及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和农民奔小康能否最终实现，还有赖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解决程度：
首先是土地产权问题。尽管学界对农民是否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还有争论，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得到法律保障，农民必须拥有进入市场的应有权利，由他们自主地组成经济共同体，决定土地经营以何种方式重组，通过市场规则来选择他们的发展路径。政府在其中需要做的只是通过法律形式切实保护农民地权的市场进出权，防止外部力量对农民地权的侵夺，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土地的有序流转。
其次是农民的公民权问题。产权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农民的公民权是否完善。除了农民对现有土地的使用权还需得到法律进一步有力保护之外，农民进入城市的平等公民身份权利、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利等宪法赋予农民的各项权利，更要切实维护并坚决予以落实。
再次是农村基层政权问题。行政冗员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农村社会问题成为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大焦点。20多年来，我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行政权力的庞大对农村市场的发育和农民负担增长的影响，这种影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现在也到了必须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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