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秀珍 绘 汪丁丁
“我不禁纳闷，将来的杭州会是什么样子？慵懒西湖＋正在日益消失的质朴灵性＋不断强化的工业标准，那是什么样子呢？”
我必须解释“印象”（impression）这个词，尤其是当我打算按照休谟的方式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英语名词的汉语意义就必须首先加以解释。休谟显然是在“im－press－ion”的本源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为他把“印象”看作是比“观念”更原始的感知。前者是事件留在我们心里的“烙印”，后者则是我们对这一烙印的回忆。
可是在汉语里，“印象”这个词，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感觉不像“烙印”那么强烈。我们对它的汉语感觉，很接近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们使用“印象”这个词时给我们的感觉———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老树昏鸦。印象，更像是我们对遥远意境的回忆。
如果我按照休谟的方式使用了“印象”，那么，随着我对某一事物的体验时间的延长，这印象只能以下列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被保存在我心里：习惯，这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体验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是我们身体为着“偷懒”而发明的本能之一；概念，这是我们的头脑为了省力，在数十万年的智力演化过程中找到的“偷懒”办法。
换句话说，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一种体验，假如它对我们十分重要，那么，它要么转化为我们的一种习惯，要么被我们转化为一个概念。对于已经成为概念的体验，我们可以用它所对应的语词来指称它，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将它保存下来。而对于习惯了的体验，我感到很遗憾，除非通过“反省”的方式，我们居然没有什么直截了当的办法来指称它。
于是，任何习惯了的体验，就都有被永远遗忘的危险。即便最情投意合的夫妻，在一起生活得久了，也会发生这类“被遗忘”的危险，所以需要分开一段时间，让体验返回它的“烙印”状态里。或者，我自己的办法是，不断地反省，让思想承担起守护情感的职能。
现在我可以解释这篇随笔的题目了，它当然不意味着我打算长期甚至永远地告别杭州。杭州———最后的印象，特指我的“杭州”体验随着我在杭州逗留时间的延长而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除非我有办法把它转化为概念———这对于“杭州”而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概括他对这个城市的体验。所以，我体验里的杭州，我的“杭州印象”，很快就会融入我的习惯，成为我习惯了的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它将是我对杭州的“最后的印象”。
杭州，它在2003年上半年给我留下的“印象”，为了简洁，我愿意承担“概念化”的风险，用三句话描述：
第一，依旧“懒散”。即是说，杭州自南宋以后，便有了“懒散”的传统，旧时的语言叫做“慵懒”。这个“慵”字，我最近发现它在当代汉语里寓意颇为深远。例如，以“google”搜索，我得到下列用法：“阳朔，躺在慵懒的阳光下。”“摩登慵懒气息，精致浴袍营造温馨感受。”“文化专区———我们喜欢某些慵懒的状态。”“澳大利亚的慵懒电视族……”“慵懒，通向沙发。”
杭州人的懒散，肯定与西湖有关。氵蒙氵蒙细雨，花非花雾非雾，笼罩着山色塔影和醉柳艳桃。与大江东去橘子洲头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气概相比，西湖的“小资”格调，命定了是要接受批判的。
每年春季，杭州“油菜花开，精神病来”的报道便不绝于耳。在浙江大学的男同事们也向我披露了，不少关于女学生因追恋男老师而精神失常的故事。尽管无暇细思这些情感纠葛与慵懒西湖之间的关系，基于直觉，我仍敢断定这一关系以相当高的概率存在。
第二，尚未走出“乡村”。这话暗指杭州正被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生活方式冲刷，可是它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依旧保持了乡村习俗。例如，这次经历过“SARS”恐慌的人，大多意识到杭州人特别喜好“随地吐痰”。我的观察是，杭州人抽烟太多，所以禁痰极难。追究抽烟的习俗，难免又与杭州的潮湿气候及茶文化有密切关系。又例如，杭州麦当劳的工作人员，比北京麦当劳的同类人员勤奋得多，分分钟都拿了水桶和抹布擦来擦去。但她们不懂得，现代服务的要诀是“顾客至上”。所以，她们的行为目标，看上去似乎是努力要把坐在店里的顾客都轰走。再例如，被认为杭州“最好”的五星级饭店———国大雷迪森，竟然不许乘坐人力车返回饭店的客人接近饭店大门———因为门区明令“禁止非机动车辆”。于是早已被西方人视为“公害”的汽车乌烟瘴气地堆积在门口，而优雅文明的人力车却只能在远处街口徘徊。（大约在我对雷迪森酒店经理提出批评两个星期之后，我携妻子再度乘人力车驶入雷迪森门区，这次没有遇到任何阻挡。）
虽然有诸如此类的粗陋，杭州的宾馆和食肆却比北京和上海的温馨———带着乡土味道的那种温馨。她们通常在早上开门之后，一边伺候你就餐，一边擦洗店面，睡眼惺松，态度和善。于是你感到内疚，来得太早，打搅了农家女的酣睡。
杭州的这种透着“慵懒”的“乡土”气息，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浙派”学术的品格———典型如马一浮，那种透着仙风道骨的博学厚重。不过，我最近开始更经常地怀疑浙派学术的生命力，怀疑它是否能从包围着它的大市场里走出来。
第三，工科大学的“技术倾向”。杭州人自嘲：西湖和浙大，是杭州旅游业的两大资源。连浙江大学新校区的设计，也标榜要成为“旅游景观”。遗憾的是，这块占地数千亩、耗资数十亿的“紫金港”校区，至少它的一期工程，表现出设计者贫瘠的文化底蕴和拙劣的工业意识。我的印象是：它把香港建筑视界狭小的市民风格错误地与现代主义建筑的技术风格相结合，坐落在那样一片可以称得上“广袤”的田野上，显得格外地缺少人文气质，从而格外地粗暴。
这就是工科大学的技术倾向，典型如清华大学，讲究效率，管理严格，但也因为管理规模的巨大而滋长出严重的官僚作风，进而抵消了技术效率，最终导致震荡式的改革。作为对比，北京大学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倾向（不同于“人文”倾向），散漫无序，管理不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时常传出贪污渎职之类的消息，规模日益庞大之后，与工科大学同样地人浮于事。
就在我修改这篇随笔的时候，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理性化”改革方案。没错儿，我指的，正是韦伯悲观看法中的“西方理性化过程”，或者，海德格尔在一次谈话中表明了的：全球化所意味着的欧洲式的技术倾向———把原本艺术的人生改造成为技术的人生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在这一倾向的支配下，人文学科几乎难以避免从地球上的各个大学里永远消失的命运。
或许受了上述技术倾向的影响，杭州的市政建设，很少或完全没有体现人文关注。就说杭州的交通体系吧，它的设计思想似乎就是围绕汽车文明展开的，它不打算给公共交通和步行文化留下长足发展的余地，而私人汽车的迅猛增长已经开始侵吞楼群之间的绿化带了，多年以前充满着杭州的绿化区域，目前正被毫无人情味的灰色水泥冷酷地一圈一圈覆盖起来。可是杭州的政府依然沉浸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文化里难以自拔，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定会产生对于“强政府”的公共需求。
这种缺乏反省的技术倾向，或多或少也表现在杭州政府对西湖和钱塘江沿岸的开发方针里。就目前已经接近完成的开发项目来说，西湖南岸根据古代版本修建的“涌金”公园，技术化的雕琢味道很严重，十分可疑地与“柳浪闻莺”公园里大批新出炉的同样可疑的亭台楼榭并列。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即将完工的由一位美国设计师主持的“西湖天地”的设计理念———“无的境界”。
自从“四校合并”以来，浙江大学整体气氛里所包含的“老杭大”的人文品格，便每况愈下地衰减着。或许因此，三年前，浙大主要领导人开始支持我的“关于设立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议。引用校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说里表达的看法，就是：没有人文精神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不过，只要走进浙大“人文学院”去感受一下，你会马上意识到，这里洋溢着的人文品格，不是“未名湖”的，而是西湖的，它过于懒散、陈旧、缺乏合作精神，从而，你能够理解它为什么会在整体上被工业主义精神所压制。这里的教授们似乎更愿意访问哈佛、耶鲁、剑桥、牛津这类西方名校，而且乐于靠着谈论他们在那里的感受来回避他们对改变浙江大学的技术主义倾向所担负的职责。
工科大学的技术倾向，也同样令人担忧地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工科的、理科的、文科的学生。他们从学校毕业，在杭州工作，于是影响了杭州的日常生活和气质，让杭州日益地倾向到技术主义那方面，渐渐地但十分彻底地，丢失了杭州传统里的人文品格。
据说，在吴山脚下，又一家大规模的“花中城”系列的餐馆刚刚开张。这类餐馆的规模，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动辄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那里的厨师炒菜，也完全是工业化的标准操作，流水线，分工，千人一面，众口一味。补充说明：昨天晚间，我因偶然机会去了那家叫做“藕香居”的花中城餐馆，所得印象基本符合上面的描述，但人声更加鼎沸，地板更加油腻，包厢里飘出更多的“穷人乍富”的世俗权贵们讲述的“黄段子”。
走笔至此，我不禁纳闷，将来的杭州会是什么样子？慵懒西湖＋正在日益消失的质朴灵性＋不断强化的工业标准，那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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