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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
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本报记者 张 文
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
《21世纪》：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今10年过去了，你如何评价这10年的改革？
迟福林：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一方面，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方面，比原来预想得要好一些，有些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如，浙江的民营经济在整个GDP增长贡献中已占到90％左右。另一方面，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从这两个大的方面看，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个估计是比较客观和实际的。
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SARS危机直接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医疗，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中的许多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还没有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很多时候，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社会为什么要变革？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发展，SARS危机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把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作为各项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
《21世纪》：你认为我们现在的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建设，这样做有什么不足？
迟福林：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比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从改革的要求说，这又只能是一个过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建设有两大不足：一是政府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二是不恰当地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如农村公共卫生，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证明，长期以GDP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忽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增长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
《21世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职能做哪些调整？
迟福林：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社会不确定因素的逐步增多，政府就要强化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在SARS危机之初，政府出现应对机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反映了转轨进程中政府职能的现状，即经济建设的职能比较强，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薄弱。SARS危机告诫我们，政府把自己的主要职责放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才能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
政府转型的五个任务
《21世纪》：政府如何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的转变？
迟福林：政府转型的主要任务概括起来有五方面：
首先要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目前的重点是：第一，实现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高度关注实践中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迫切需要解决好失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弱势群体保障、腐败等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建立和完善灵活、有效的社会危机管理机制。从危机预警、各类预案的准备，到危机下的统一、协调指挥机制建设，都应当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加快完善。
第三，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及基础设施投入。
其次，要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总体上说，还是一个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社会发展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有的还有所减少；公益性投资项目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等所占比例过小。为此，应当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
公共财政不仅是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目前，完善公共型财政体制，应当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入手：一是要重构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公共卫生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有效的医疗保障体制。三是重建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且非常困难的紧迫任务。
第三方面是要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
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会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包括公共信息在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面对全社会的，应当向全社会公开。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尽快出台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加强政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第四是要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
我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协商合作的管理机制的转变，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和变化的事情。我国社会关系的日益深刻变化，已对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不仅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对国家、对政府提出的现实要求。
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上至下加强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教育。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法律问责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权，尤其是涉及到关系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着手逐步实现决策咨询的法定化，建立有公民代表和专家参加的咨询委员会制度。此外，要积极推进行政程序、行政执法和政策评价的法定化。
最后，要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
SARS危机再一次暴露了我国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不仅某些经济事务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必须彻底克服现行条、块分割行政体制的严重弊端，严格实行公共服务的“属地管理”原则，依法授予地方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和各类社会危机的统一指挥协调权力。
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务。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方的情况差异很大，在保证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应当充分赋予地方处理和解决公共事务、应对突发性事件的事权，并对此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课题。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问题，地方的立法权问题，干部的管理权限问题，公众对政府的监督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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