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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立法者智慧最重要的体现恐怕还在于，设立一整套有关共同决定以及申诉、抗辩的公正而合理的立法和行政程序，以此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奠定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
如何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既让中央有足够的协调能力来维护统一性，又让地方以相当的自主性来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改变地方政治逐渐消沉的趋势，乃是数千年来困扰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难题。当代中国欲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如何重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中央已经试图在行政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框架下刷新地方治理。
《望》杂志6月下旬发表专家文章指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大问题在于改革行政区划体制，适当缩小现行省级政区面积，增加省级政区数量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层级，由现行的省、市、县、乡四级结构恢复为宪法规定的三级结构，由省直接管理市县。并且指出，应继续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近日，亦有媒体披露拟议中的行政区划改革方案，指可能增设直辖市的数量；直辖市将分中央直辖和省辖两种，同时拟增设副省级直辖市。
如果近期启动这一增加省级政区数量、简化政府层级的改革，或者在即将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认这一改革目标，将意味着中央治道的一次重大变迁。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受党与国家从中央到乡村侧重逐级垂直管理的传统治理体制影响颇深，例如为便于中央对省级政权的管理，省级政区数量相对较少；而省级政权为了加强对数目众多的县乡政权的垂直管理，设置地区行署作为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并于近年逐渐实化为地级市的行政建制。这种四级结构应对变化迅捷的市场社会已经相当笨拙，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很难适应“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要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高效治理，就必须充分培育地方独立治理的能力，同时在新格局之下建构新的中央协调统一机制。
这一增一减的变革所欲达到的正是这一目标，此后国家治理必然会更多信任和依赖地方治理，这其实也是市场改革之后地方自主性逐渐增强的逻辑发展。不过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各地之间的政策环境也不尽公平，其选择也不尽一致，等等。中央政府在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促进地方治理与协调中央地方关系之间如何平衡？今年春夏SARS肆虐期间部分地区各自出台一些具体措施的局面提示我们，既然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不可缺少，地方基于自身诉求有所处分一般也有其合理性，真正的难题就在于如何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化，以避免社会整合可能无效的困境。
这有赖于立法者的审慎和智慧。地方政府除了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之外，有没有可能利用组织、程序和规则等制度化渠道来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因此立法者智慧最重要的体现恐怕还在于设立一整套有关共同决定以及申诉、抗辩的公正而合理的立法和行政程序，以此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地方治理的改进因此无损于中央的整合能力），奠定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
在程序建设之外，中央重理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努力要想开花结果，还必须以地方治理的改进为前提和基础。没有地方治理的变革积累，根本就谈不上全国性的变动，即使变也很有可能面临协调成本过大的局面。
以地方治理的改进来推进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可以兼顾社会整合和社会转型，堪为最稳健的进路。而要改进地方治理，如胡锦涛9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说，应该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改进地方治理，首先就要完善地方选举程序，使地方居民的要求通过选举得到表明，使地方能够不断产生政策革新，并使这种地方民意反
映到中央决策中去。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监督机制和工作程序，在压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规模的同时提高地方人民代表的素质，以便为良好的地方治理积累资源条件。增加直辖市的改革或许可以在改进地方治理方面找到更大的意义，那就是，目前的中国大城市最具有健全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比较具有民主化的条件，所以最宜成为地方治理和居民自治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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