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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大哥》，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小学教师的小妹文慧，把学生杨阳带回了自己家，老爷爷做了两个陀螺，给杨阳和孙女佳佳玩，两个人玩儿得很开心，杨阳回到自己家以后，竟把他爸爸花好多钱给他买的电动玩具都拆了，扔了。在孩子心目中，好玩的东西，未必值钱，值钱的东西，未必好玩。如今的玩具市场，日趋“现代化”，电动的、遥控的、数码的，汽车、火车、飞机、坦克，比比皆是，且价格越来越高，贪贵求洋，似成时尚。其实，孩子的兴趣，别有洞天，如杨阳之钟爱陀螺者，不乏其类。
陀螺很好做，把鸡蛋大小的圆木削成炮弹头似的，顶尖镶一个绿豆般大小的铁珠子，就成了，然后找一根二尺长的木棍或竹竿，头上拴上布条或麻绳（像赶毛驴用的鞭子），玩的时候，把陀螺放在平地上，用鞭子抽，陀螺就会在地上转，抽得越狠，转得越快，越开心。我小的时候，正是日本投降，饱受了异族侵占之苦的中国人民，除了恨小日本之外，更恨汉奸，因为汉奸比日本人还坏；要不是中国人中出了那么多汉奸，说不定鬼子早就投降了。当时玩陀螺，也叫打汉奸，孩子们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棒子面，涨一千。”
与陀螺相似的是尜儿，把一个尜儿从中间锯开，成两个陀螺。“尜”字，绝对象形，两头“小”，中间“大”；现在有些人发福了，挺着大肚子，个子再矮一点，人们就会戏说他（她）像“尜儿”。
打尜儿是我的一大乐趣，因为我有一个好尜儿棒。别人的尜儿棒，多是木棍，我的尜儿棒是个扁担头，用起来得心应手，总能比别人打得远些，赢的时候多些。这根尜儿棒陪了我好多年，直到我离家上学，还把它藏了起来。
说起那根尜儿棒，还有一段又辛酸又好笑的故事，我的姑姑嫁在本村，他家弟兄两个，种几亩薄田，住几间草房，勉强糊口，日子倒也安祥。后来，不知为什么，弟兄俩翻了脸，到了分家的时候，真的是寸土不让，寸草必争，什么东西都得一分为二，两个老人，一家一个，两头毛驴，一家一头，两只水桶，一家一只，一根挑水的扁担，怎么办呢？从中间锯开，一家半根，这就是我那根尜儿棒的来历。弟兄分家，分到一根扁担锯两截，好多年，村子里的人，都当笑话说。什么“股肱之亲”，完全是“仇人转弟兄”。
在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玩的，就是打拍瓦。所谓“拍瓦”，不是瓦，而是又圆又扁的石头。这石头，要适合自己的手，适合自己的劲，太重了，扔不动，太小了，轻飘飘。一个拍瓦，别人用着好，自己用着不一定好，自己用着好，别人也不一定用着好。玩的时候，前面立一块石头，玩的人站在二三十米外的一条横线上，用自己的拍瓦打那块石头，打倒了算赢，有两脚着地，站着打，有跨出一步打，一脚着地，站着打，十几个程序，谁最先把全部程序打完，谁就是第一，然后分出二三名。输了的人要让赢的人弹个脑崩儿，或者打个“叮当垂儿”。有面子的，轻轻的打，没面子的，或者平日里关系就不怎么好的，打起来真使劲。我在同伙里，属于中上水平，赢的时候稍多。小胜为快，所以特别珍重那些拍瓦，我家街门后面的水沟里，藏了十几块，姑姑家的驴槽下，藏了十几块，平时我的上衣两口袋，左装一块，右装一块，妈妈常叨叨：“这口袋儿，怎么磨得这么快，才几天呀，就坏了，吃了似的！”爷爷总是帮腔：“整天嘟噜着石头，能不坏吗！”奶奶则笑眯眯，眯眯笑，在我睡着了的时候，给我换个新口袋儿。爷爷、奶奶都已经过世几十年了，如今忆起，还是那样亲切，那样真实，那样动情。
小时候玩的东西很多，很多，弹球儿，推铁圈，打弹弓，逮蜻蜓，捉蚂蚱，拉麻雀，洗澡（不是游泳），打出溜（不是滑冰），打雪仗，捉迷藏，拉大车，赛毛驴，掰腕子，摔跤，女孩子们还有跳房子，丢手绢，踢毽子，跳绳儿……天天都很充实，都很快乐。但有一条原则，几乎家家遵守，那就是不花钱，少花钱。那个时候，也真的没有钱，一颗鸡蛋换两个玻璃球，还得在妈妈高兴的时候。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做，有的能让家里大人知道，有的还得背着大人，比如前面说的那根尜儿棒，爸爸就曾说过我好几次：“你姑父分的祖遗产，叫你给玩了！”姑姑知道了，就对爸爸说：“是我叫他锯的，我的侄儿，沾我这点光，怎么了？谁敢说什么！”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孩子，尤其是今天城里头的孩子，不可能想像出我们那一代孩子玩什么，怎么玩，更不可能知道那个时候孩子的乐趣。爱玩儿是孩子的天性，西方的一位哲人说，孩子是玩儿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圣人，要保守得多。今天做父母的，不少人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轨迹，心里总想着给孩子加码，今年请家教，明年上补习，双休日上绘画班、英语班、钢琴班、武术班……排得满满的，恨不得一天当两天过；就是游泳、踢球、滑冰……请辅导，找教练，也是为了孩子日后如何当个“体育明星”，谁想过孩子的天性是爱玩呢？中国的小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小孩子，只要是一背上书包，就是一辈子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做父母的，钱花了不少，劲也费了不少，效果如何，可以说，多数不如愿。不知这些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的孩子，将来怎样写他（她）们的“儿时记趣”？可怜天下父母心，到了当父母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10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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