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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小的是美好的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管理方面的难题，住在大城市里的居民未必舒适，而规模小一些的城市反而给居民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
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大多数是小国，而人口众多的大国多数是穷国
问题看来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什么样的大”和“什么样的小”，“怎样由小变大”或者“怎样由大变小”，以及为什么要“大”？为什么要“小”
小的是美好的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长大”，仅凭这个书名就够吸引人了。
三十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出版了一本书《小的是美好的》，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经济界的注意。舒马赫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强调经济规模的意义或经济计量的意义，而忽视了超经济学的研究，不了解经济学中计算方法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因此，规模大不一定优于规模小，大的不一定美好。“小的是美好的”一词即由此而来。
舒马赫举了一些例子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大公司由于规模庞大，效率下降，不如小公司那么灵活、有效，所以小公司的数目不断增多，不少小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又如，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管理方面的难题，住在大城市里的居民未必舒适，而规模小一些的城市反而给居民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再如，技术并不是越先进越好，先进的技术成本高，而且会减少就业人数，相形之下，中间技术（介于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之间的技术）可能更加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舒马赫甚至还以国家为例，他说，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大多数是小国，而人口众多的大国多数是穷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形势下，舒马赫提出了“小的是美好的”这一论断，显然是同当时的主流经济思想不一样的，因此既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又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赏。
从该书1973年出版到现在，整整30年了。根据这些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人们逐渐认识到，舒马赫的观点同样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局限性在一些国家还表现得比较明显。问题看来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什么样的大”和“什么样的小”，以及“怎样由小变大”或者“怎样由大变小”。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要“大”？为什么要“小”？这里姑且不谈城市、国家的规模大小，也不谈技术的先进程度，即以公司规模来说，“大”有大的好处，“小”也有小的优点。公司由“小”变“大”，是为了舍弃“小”的不利之处，获取“大”的好处。但不是任何一种“大”都有好处。为了“大”而大，机构臃肿，分支机构庞杂，人员效率降低，决策迟缓，指挥不灵等等，不但得不到“大”之利，反而深受其害。这才是舒马赫所指责的情况。假定公司是通过自身的一步步发展，脚踏实地，效率日增而“长大”的，或者假定不是这种情况呢？假定公司是通过有效的资产重组而使资本利用率上升，使规模效益提高，从而“长大”起来的，那么舒马赫的观点不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了吗？
可见，关键的确不在“大”还是“小”，而在于公司的持久竞争力，在于公司规模的调整是增强了还是变弱了。“小的”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不妙的”；“大的”可能是“糟糕的”，也可能是“有强大竞争力的”。一切要从具体的公司状况作出判断。
企业长大的文化塑造
范棣、曹建伟二人的新著《长大》，就公司成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首先揭示一种现象：照理说，企业长大是企业家追寻的目标，但为什么在中国的众多企业中，许多是长不大的企业呢？小企业长不大，中等企业长不大，甚至有些大企业也没有办法继续长大，原因何在？看来，企业成长的困难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在企业成长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把企业长大过程中的问题集中为五个方面，即企业长大的精神，企业长大的行动，企业长大的外力，企业长大的文化，以及企业长大的戒条。由于作者长期在企业中工作，了解市场，了解企业竞争力上升下降的原因，也了解企业长大的不易，所以这本书很适合目前从事企业工作和即将投身企业工作的人的需要。
范棣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是他们班的三门课的主讲教员，当时就发现他是一个爱动脑筋而又勤奋好学的学生。果然不出所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国内学术界就已初露头角了。稍后（1987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我，他是当年报考我的博士生的众多考生中惟一录取的一个。后来他去美国留学，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创业，是他成长中的又一个阶段。在他的领导下，“招商迪辰”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几家上市公司的科技企业集团。
最后，也许某些读者会问我：今天究竟怎样评价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这部名著？规模大好还是规模小好，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的看法是：不可一概而论。公司应当争取“做大些”还是不必争取这么做，我认为需要从公司目标来考察。大或小，不是目标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才是公司目标。规模的调整必须同公司这一目标相适应。关于这一点，前面也把道理讲清楚了。现在我感到可以从舒马赫提出的超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对舒马赫的观点作一评价。舒马赫对主流经济学的怀疑和批评，固然有偏激和感情用事之处，但不管怎么说，舒马赫有关超经济学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启发性的。对公司的成长或公司的“做大”，除了要从经济上进行分析外，是不是还应该跨越经济分析，从文化上、人际关系上，甚至人同环境的关系上作一些超经济的分析呢？
我相信，范棣和曹建伟一定也考虑到这些了，因为他们已经把“企业长大的文化塑造”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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