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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6日电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当中国农民把改变贫苦面貌、过上殷实小康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般的“带头人”身上时，这反映的是我们制度安排的不足。
失衡的中国有其深重的历史渊源，也曾有过利益倾斜格局下可以维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条件。但现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已不可能在制度失衡、利益倾斜的格
局下去实现。
城乡二元结构是阻遏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鸿沟
文章指出，专家们认为，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是“三农”问题最根本的体制问题，也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正逐步得到弱化，但从目前看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如城乡人口流动、就业制度、子女上学、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依然是两种制度、两种待遇和两种利益格局。
经济学博士李从国认为，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被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铁桶一般的户籍管理制度，上亿的“打工仔”根在农村、身在城市，灵魂在游荡，成为没有公民权利的“公民”。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认为，目前首先要迈出户籍制度的门槛，改革户籍制度，即从现在的身份制变成登记制。他认为，城乡二元制度应该长期和近期相结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农村土地制度成为新的“剪刀差”
文章写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制度安排已经影响到“三农”问题和城乡关系，这在开发区建设、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方面，由于土地制度特别是土地市场制度安排不健全，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产权不清，导致谁对土地都没有指挥权，最后造成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土地在流转过程中，特别是在土地的农转非方面，土地虽然增值了，但农民却很少得到好处。
另一方面，国家规定农民的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在二级市场上农民也没有发言权。这样就出现了强买强征、低价征购土地的行为，造成农民的土地利益流失。有关调查显示，土地流转后农民一般只拿到1／4的收益。如果按市场价格，土地会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升值，但农民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低价(对土地的赔偿一般是前3年土地收益的4～6倍)，但即使这一点有时也很难做到，真正得利的是中间商。比如北京有3000家房地产商，但真正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只有1／10左右，其它的全在倒卖土地，谁能把农民的土地拿到手，谁就能赚钱。
土地问题既是长期问题，又是短期问题。马晓河认为，短期内要解决的问题是，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如何让农民的利益流失减至最少，体现农民的所有权和收益权。要从法律上承认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或部分的商品性质，允许农民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公平买卖，自由交易。例如国家征用土地时，应按市场价格，真正通过市场在买和卖中发现价格；交易之后，每个村要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专门监督对土地收益的支配。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还要触及更实质的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已全面铺开，这项改革对农民增加收入不明显，但对减负作用很明显。专家们认为，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一是税收成本比较高；二是原来按人头收，现在按地亩收，即种的地越多，负担越重。根据中央要求，税改以后农民的负担不能超过税前。这些问题从制度上怎么解决，还需要探索。李从国博士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应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和农民的分配关系。其关键是，针对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进一步调整税费改革方向：比如东部地区能不能调整农业税收方式，即取消现行农业税及其附加，开征农业增值税和所得税，并将此举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协调推进；西部地区取消农业税3～5年，然后再跟进东部地区的改革。农民和城市居民纳税是两种体制。农业税目前按照农业产值的8.4%交纳，而城市人均月收入800元(有的为1000元)以下是免税的。马晓河认为这样就不够公平。他和徐小青都认为，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改革方案，从长远看，应统一城乡税制。马晓河建议，从明年开始，国家每年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的税率，直至几年后降为零，到那时再重新设计城乡一体化的税制，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同等税费，统一交纳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经营税等。但这必然涉及到中国的税制改革。
财政金融制度安排“轻视”三农
文章还指出，农村金融供给总体不足，从金融机构得到资金支持十分困难。据统计，近年来国家金融机构向农业领域发放的贷款额度只占其贷款总额的5%，而农业投资构成中贷款比例还不到15%。中央最近发出文件，将采用3种模式、4种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社、破产)、4种性质，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显示了很大的改革力度。但徐小青认为，对农村金融而言，仅靠信用社显然还远远解决不了农村、农民和农村企业的资金供给问题。马晓河认为，面对加入世贸和国外银行进入中国的新形势，在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应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引进新的金融主体。应当允许城市到农村办一些金融机构，也应允许农民按照有关规定搞一些金融机构，以彻底解决农村资金供给不足问题。
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缺乏载体
当前，不管是产业化还是在产品的产供销交易过程中，农民谈判地位往往较低，经常处在不利的地位。其中关键的原因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虽然在名义上农民过去有信用社、供销社等各种组织，但这种组织实际是带有政府性质的，并不代表农民，自己发育起来的农民组织还很不够。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但这种小生产的经营体制不适合发展现代化农业，也不适合发展规模经济。根据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实践看，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体制是有优越性的，但这种优越性的发挥，必须以把农户组织起来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和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徐祥临说，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深层原因是有些人担心农民是一个受压团体，组织起来后会成为同执政党形成对立的力量。但事实上，我们党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在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支持农民成立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组织，只能增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而丝毫不会动摇自身的领导地位。马晓河认为，政府要鼓励农民发育各种产、供、销的合作组织。应尽快制定“农村合作法”，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合作组织，按照合作性质注册协会、合作社，实行免税。同时还要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培训，鼓励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宏观管理体制大而无当
文章最后指出，徐祥临说，现有的管理体制由于缺乏对农业发展大政方针起主导作用的权威决策部门，致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的意见很难集中统一，即使意识到有问题也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得到及时采纳。因此，应理顺关系，建立强有力的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宏观管理体制。(韩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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