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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幽灵？
从市民道德与政治生活解读近期电视剧
电视剧成为承载日常生活的细节肥大症的小市民庸俗趣味的主要工具，隆重登上了艺术舞台的中央，但是，却不是为了显示繁荣，而是为了揭示匮乏。它们所造成的震动，就是
对于“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反弹，并向一切严肃的社会史家揭示了：一个幽灵，中国革命的幽灵的“不在场”。
韩毓海
幽灵缺席的时代
电视剧总起来说不过是强制“观看”，起码是习惯性观看。
1980年代的中国，有个名为《减去十岁》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曾经这样描述了一个时代白日梦，即根据“上级指
示”，全国人民一律需在档案中减去“1966～1976”这10年，于是中国人民一下子都年轻了10岁。这样，在一派皆大欢喜的阿Q精神中，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被逐一“减去”，而这种大减法的最新成果便是：一方面，中国现代历史终于在《走向共和》中回到起点、还原为零；另一方面，在历史消失的地方，在时间消失的地方，“日常生活”自以为能以它肥大的身躯填充历史虚无主义所造成的空白。
1990年代，电视剧成为承载日常生活的细节肥大症的小市民庸俗趣味的主要工具，就是这样隆重登上了艺术舞台的中央，但是，却不是为了显示繁荣，而是为了揭示匮乏。
电视剧《长征》实际上就是对于这种匮乏的揭示，它所造成的震动，就是对于这种“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巨大反弹。特别是，《十送红军》的片尾曲向一切严肃的社会史家揭示了这种被掩盖的“匮乏”：一个幽灵，中国革命的幽灵的“不在场”。如同凡·高的绘画，这种揭示乃是对于布尔乔亚趣味的震惊式打击。
而当“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声在暴风骤雨的草地泥盘上响起的时候，它也促使今天的我们这样去思考革命：不是从最后的、终极的意义上去理解“革命”，即不是从西美尔所说的“没有生育能力的亢奋”的意义上去理解“革命”，而是从丸山升所谓不计成败、不计生死、不计功利、摆脱因果循环的逻辑，才能去理解伟大的中国革命。康德曾经这样说，只有破除了成败、利害、因果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自由”。同样，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和时代条件中，我们才能这样理解“革命”，因为这不是指向“终极结果”的“最后的斗争”，而是表达对自由永恒渴望的“漫长的革命。”
市民道德与政治生活
我至今难以忘怀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话：小市民的“道德”是“政治生活”的天敌。庸俗市民社会因而必然是充斥着“政治厌倦症”和“政治侏儒症”。
那么，什么是政治？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参见冯克利
先生的译本《学术与政治》）中，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洞见：政治就是为了“捍卫尊严”而进行的断然斗争，而市民道德，则是为了“过日子”而进行的利害盘算和不断妥协，它竟然还在对于“经济”这个词的最庸俗理解中找到了所谓“科学的依据”。韦伯的洞见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区分和对立：主人为了尊严而战，而奴隶却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妥协。
我们也许应该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下理解“主人道德”：“砸碎铁锁链翻身作主人”，政治生活就是为了捍卫做人的尊严而投入不懈的抗争，奋不顾身，不惜牺牲生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因此，韦伯说，政治，从根本上说不是利益权衡。“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可以示以宽恕，但没有哪个民族，当它的荣誉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固执自命正确者的侵犯时，它也会示以宽恕。———因为，如果存在着政治犯罪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政治犯罪。”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都不是从利害比较作出的选择，而是从“政治”角度作出的选择，正如今天许多市侩所津津乐道的：从利害比较的角度看，既然中国既打不过日本更打不过美国，自然是投降比死战要好，这实际上就是今天从小市民道德否定抗美援朝、出兵朝鲜的原因———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总是忘了：正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才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即为了尊严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民族，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主人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东方。
按照韦伯的说法，小市民的利害道德是从基督教的道德中发展出来的。而“打你的右脸，再给他左脸”的基督教道德，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所谓“和而不同”、“不争”，都不过是“战败
者”的道德。“政治生活”因此就是这样，与反抗宗教统治的民族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
为了尊严和原则而不惜牺牲生命，这就是政治的生活。相反，为了活下去而把尊严看得一文不值，这就是市民道德。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会心：在一个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比较、利害权衡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时代，为什么一个老兵的形象，如同流星划破尘埃——孙海英和他的“石光荣”正是从政治的匮乏中走来，《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一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政治生活”的热情。康德有言：何谓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即“光荣战功”。
但是，也许最值得指出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成功，其实不过是偶然的成功。这种偶然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追求的东西恰恰是它没有达到的。而它所达到的，其实不见得就是它自觉追求的。在一个充斥着小市民道德的传媒领域，它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迎合市场所操纵的平庸趣味，或者直说，就在于电视台的片商所“不看好”和其市场的失败。同时，尽管它在“商业”上是不成功的，在艺术上却是成功的。因为它的真正叙述动力在于内涵的对于“政治生活”的朦胧渴望，而这种渴望也许正与当年电视剧《渴望》所诉诸的东西相反。今天，尽管政治生活遥远地被排除在“市民社会”的视野之外，但却就存在于每个观众、包括孙海英、吕丽萍这样的演员自己心中。其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当将市民趣味当作高级文化，将政治文化当作“落后文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审美的颠倒；当将石光荣放大为一个“大老粗”，将家长里短、夫妻吵架当作作品的主干的时候，《激情燃烧的岁月》本身也就已经包含了自我瓦解的力量。而在其后的《军歌嘹亮》
中，充满悲剧精神的历史已经被“日常生活”所代替，成为一地鸡毛的小品，充满市民趣味的杂烩。从正剧到
喜剧相隔不过一层纸的距离。所谓走向自己反面的意思就是，《军歌嘹亮》达到的就是市民趣味所要求的，而它所排斥的，恰恰也正是市民趣味所看不到和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饶舌的米兰·昆德拉说过：什么是喜剧，“倒着看历史”———这就是喜剧。
实际上，这其实就意味着：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本质无非就是“快乐”和“愉悦”，在《判断力批判》中，恰恰没有黑格尔所谓“斗争”、韦伯所谓“严肃”、马克思所谓“致命的跨越———革命”。
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弊病所在。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弊病中，我们才迎来了“攒电视剧”的“快乐”时光。
原文刊载于《书城》10月号，本版有删节
迢迢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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