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庄琪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林斐
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受到普遍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重心在县域，而县域经济的主体仍是农业，“三农”问题直接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应该是县域经济，但中国最薄弱的区域经济也是县域经济。不少学者认为，县域经济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经济，问题是，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开发，或者开发不当。
县域经济如何发展？
在“十六大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有专家通过对浙江等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之路概括起来就是：“小的”、“特的”、“民的”。
所谓“小的”，就是县域经济发展应该“以小取胜”，如有人将温州经济比作“小狗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千上万的“小狗经济”由于分工明确、紧密合作，组成“鱼雷快速联合舰队”，在市场竞争中终于战胜了“巨无霸”式的“斑马经济”，就是生动的例证。
所谓“特的”，就是县域经济应在特色上突破，因为县域空间范围相对较小，但特色明显，“特色”就是优势，在特色上突破，就是培育和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胜。比如，日本兴起的“一村一品”运动，就是很值得我国县域经济借鉴的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大多也是特色经济县。
所谓“民的”，就是县域经济应该重点发展民营经济，走民本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所谓民本经济，就是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生产投资以民间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服务和营造发展环境为主。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成功地探索并长期坚持了民本经济的发展道路。
非农化过程选择怎样的路径？
非农化是21世纪初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有学者通过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非农化过程的实证研究，并与西方国家的非农化过程相比较，对中国农民非农化的路径依赖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中国农民的非农化要经历分流与分化两个阶段。
所谓分流阶段，是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基本上处于“候鸟型”、“季节性”的流动方式，非农化就业不稳定，这就是当前出现的浩浩荡荡的进城“打工”农民；所谓分化阶段，是农民在流动过程中真正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完成了身份和职业的双重转变。
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非农化的分流与分化是融为一体、同时完成的，但中国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足，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制约着农民的分流，城市化的发展程序制约着农民的分化，因此，中国农民的非农化过程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有专家估计，中国农民非农化过程是漫长的，大体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中国农民方可能完成非农化。
与会专家还认为，以中西部地区农民到东部地区“打工”为主体的中国农民非农化流动，对缩小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一部分农民在打工过程中成长为“创业者”，回乡创办民营企业，又拉动了当地农民的非农化，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不少专家建议，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农民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推进农民非农化的深度演变。
城市化道路怎么走？
发展县域经济的非农化问题，也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中国城市化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有学者指出，城市化有两种道路：一是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转移，这是传统的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是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对应的，工业化模式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城市化模式。
与会者认为，中国走新型城市化的道路，核心问题是推进就业结构的城市化。当前有些地方对城市化的理解往往重“城”而轻“市”，甚至出现了“造城运动”，这是违背城市化规律的。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应基于区域工业化的发展，注重提高就业弹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扩充城市就业容量，而不能盲目地扩大城市规模。
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既不是城市的大型化，也不能否认小城镇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中的特有功能，应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还有学者详细地分析了地级市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弱省虚县，强市扩镇”的观点，认为地级市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单元，在各类城市中，应突出全国200多个地级市的发展，适应地级市发展的客观要求，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并适时调整乡镇行政区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