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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唐凯林
编者按：“五大”是会计从业者梦寐以求的地方，但当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最激进的安达信被迫“出局”之后，最担忧的却不是那些即将就业的会计系学生，因为对他们而言，无非是在就业时少了一个选择的机会而已。
最忧心重重的是剩下的“四大”，尽管安达信的“牺牲”使他们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但他们深知风声鹤唳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日子还得照旧过下去，面对中国的1200家上市公司，17万家国有企业，41万家外资企业，220多万家民营企业的广阔市场，会计事务所如果仅因为“安达信财务造假事件”所造成的“诚信危机”冲击而因噎废食，这终归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于是，我们又习以为常地看到了各种版本的“安达信故事”。最近，毕马威在北京和香港的这两家会计师行，因涉嫌在锦州港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成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被投资者起诉的第一家，这也是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证券民事赔偿案中首次成为被告。
究竟是谁在往会计师脸上摸黑？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当你可以对一个人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时，试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和感觉？
翻开1981年5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在头版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四个中国人来到了美国克里弗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葛明作为财政部第一批派外学习西方会计的四个人之一，至今还记得当时被一名美国记者“跟踪”了足足一个星期，“包括上课、去超市、吃饭、上洗手间，他都跟着我们。觉得美国读者一定纳闷中国怎会有注册会计师。他们是何许人也？”回国后，葛明参加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会计师事务所，并在这个行业一干至今，成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中有资格说上述这句话的人物之一。
没有“原罪”
在葛明的印象里，80年代是一个会计师很惬意的年代。那时在年轻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内充满着气氛，远离新闻。但就在跨世纪的前后时日里，一种名叫躁动的东西取代了昔日的那份舒畅，以至于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家的“下马”和会计假账事件中找不到一丝的新鲜感，因为我们司空见惯了这样的新闻。
“会计师在90年代以前没出什么大事，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业务和经济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会计师事务所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因为有了证券市场，有了上市公司，因此就有了‘假账’的需求，有了出事的市场。”对于葛明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现象，无非就是需求刺激了供给。而会计师“出事”后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经济学原理。“一些质的不好的企业想上市，于是人为将企业利润提高，时间长了，问题总有暴露的一天。”但葛明并不认为注册会计师就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事实上，作为中介服务机构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并不做账。不做假账要求应是用来警告企业会计。注册会计师毕竟不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侦探，只能尽本身专业做出判断，做到假账不认。”
现实的问题是，会计服务行业中的市场竞争能否给会计师一个思考的时间，如果拒绝签字的后果是导致客户的丧失。“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一通俗逻辑使得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铤而走险。
葛明所要强调的不是这些，在他看来注册会计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而极受市场尊重的行业。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甚至触犯了什么法规，谁出来评价是非曲直。问题的关键是出事后有没有人站出来替会计师说公道话。“司法机关把会计师逮了以后往往也说不清会计师犯了什么错，他们只是需要有人来向他们解释清楚，但结果是没有人出来说话，而出事的会计师本人又说什么都没有用。”
看来，会计师的“原罪”如果非说有，那也只能是体制的温床所培育的市场作祟。“银广夏还在，而会计事务所却没了。动不动就拿会计师开刀的做法有问题，板子不能全打在会计师的身上，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
谁相信谁？
当记者刚刚向葛明问完“会计事务所如何让企业相信自己”这一提问时就立刻后悔了。总是觉得不该这么问，若是换成“企业如何让会计事务所相信自己”也许会更合适。
而后来从葛明的回答中也不难看出，其实记者的这种顾虑也是不无道理的。“一般来讲是企业挑会计事务所，但事务所也挑企业，对安永华明来说虽然谈不上挑，但如果风险太高，给多少钱我们都不会做。前段时间就有几个民营企业上市的单子推荐过来让我们做，但我们的合伙人在看过材料后都给否决了。”
其实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安永华明身上，从“中国稀土假账黑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拒绝审计”的新闻中，我们不难看出“四大”的谨慎和苦衷。
有“民企明星”之称的中国稀土上市以来一直聘用的是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在安达信因安然丑闻解体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其2002年年报的核数师。而后来安永又被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所替代。一个月后，毕马威提出辞呈。于是业内人士又把目光聚焦在“四大”中的最后一家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身上，但德勤也没有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葛明说现在“四大”在国内一般是在挑肥拣瘦，“像电讯、石油类的企业，‘四大’就都会去争着竞标。”
当葛明被问及“四大”在争夺业务的招投标中价格是否是取胜的关键时，葛明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四大所的水平都差不多，就像同是五星级酒店一样，没有大的差别。关于会计事务所的收费，‘四大’有一套标准，那就是根据项目要动用多少人，要动用什么级别的人，这些人按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然后根据项目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几个指标先做出一个预算来，再把报价传递给企业。打折的余地十分有限。”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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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公司名称 |
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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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inic Ho |
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KPMG） |
大中华区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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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旭 |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Young） |
安永大中华区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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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Watson |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 |
普华永道中国主席兼C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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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德铨 |
德勤会计师行（DeloitteToucheTohmatsu） |
中国业务主管合伙人 |
7位中外合作会计事务所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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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职位 |
合作所名称 |
外方 |
中方 |
设立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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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荃 |
资深合伙人 |
毕马威华振 |
毕马威KPMG |
华振 |
19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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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明 |
董事长 |
安永华明 |
安永 E&Y |
华明 |
19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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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军 |
合伙人 |
普华永道中天 |
普华永道 PWC |
中天 |
199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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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卿 |
总经理 |
德勤华永 |
德勤 DTTI |
华永 |
199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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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瑛 |
董事长 |
中京富 |
均富 GTI |
北会 |
199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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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起 |
总经理 |
萨理德中瑞 |
萨理德 SR |
中瑞 |
199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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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云 |
管理合伙人 |
安永大华 |
安永EY |
大华 |
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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