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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高涨，是因为地方政府都在搞城市化，这是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开支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个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品，是公共消费品。所以实际生产能力的投资比例并不高。
本报记者 龙希成
北京报道
政策趋向理想状态：微调总控
《21世纪》：进入第三季度末，就全年的宏观形势看，投资、出口等各项指标都非常好，那么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会不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
樊纲：从前八个月的数字看，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处于高增长时期。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了高增长时期，我们就担心今年上半年会不会发生经济过热。现在看，过热的趋势很明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31.4％，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最高的。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经济短缺，在二级市场上，像水泥、煤炭、化工、电力等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一季度是5％，二季度是3％，当然这还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应该说过去几年我国投资增长比较低，现在有些恢复，大家开始投资设备，投资有些扩张，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增速这么猛，再加上外资进入，如果这个趋势再发展下去的话，确实有过热的可能。
《21世纪》：本季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樊纲：三季度的数字略有所降，可能是因为“非典”———“非典”对投资的影响在四、五、六月份体现不出来，影响是二季度的合同数，因为不能洽谈，不能交易，合同数就下降，审批数也下降。
所以我讲，第一，我们要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的走势，根据变化的趋势，继续使政策保持戒备状态，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就要及时调整。
第二，现在的增速已经比较高了，估计在八九月间会达到8.5％左右，再考虑到民间投资上来了，外资上来了，政府的投资就可以适当减少，明年政府的投资安排、特殊国债的安排就应该适当减少，这样来平缓投资高增长的因素。
现阶段，应该说有一个好的迹象，就是政府的政策开始调整了，政府已意识到贷款增长过快的问题，有局部经济过热的问题，就采取一些措施，像调整准备金率、控制土地出让等等。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什么状态？就是政策的微调，通过微量的调整，不使过热苗头扩大下去，防止真正的过热。
有人批评说：“刚刚经济恢复就谈过热！”其实，已经过热的时候要谈的就不是微调了，而是吃猛药，这又会使一大批项目破产，有一大堆烂尾工程。
现在，从趋势看，两种可能性都有。
一种可能性是，过热趋势尚未结束，到四季度会进一步扩大；另一种可能是，通过这一阶段的政策调整，中国确实能成功防止经济走向过热，能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可持续增长的水平上。
9个月的通胀“潜伏期”
《21世纪》：明年上半年会有5％的通胀率吗？
樊纲：如果目前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确有可能。有人说现在没有通货膨胀，经济不过热。但现在的情形跟1992—1993年时候一样，当时也是投资高涨了，但消费物价指数还没有发生变化，现在也是物价指数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投资增长之后，很快就发生盘条、水泥大战，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上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后要体现为消费物价上涨。
现在也是这个情形。所以，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明年的通胀率最少也是1％—2％。但如果现在能够把过热的苗头刹住，增长率就能保持在8％—9％的水平上。
所以，现在确实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通胀一般会有9个月的滞后期，通常是一季度有5％的价格上涨，那么就体现在明年年初3％的物价水平上涨。这是可能的。
政府应该“积极”从事基础建设
《21世纪》：据说今年4月份，通过各种渠道银行流向财政部门的资金就有600多亿，占当月财政存款的65％。这是否意味着，在新一轮投资建设高潮中，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这是否与刚刚换届的地方新领导人上任、追求政绩有关系？
樊纲：中国投资高涨，一个重要的原因确实是地方政府都在搞城市化，都在扩大建设。这是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完全批评这种地方政府行为我觉得是不对的。
须知，中国今后相当大部分的投资不是私人部门投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很大部分不是私人投资，而是公共投资，是城市基础设施和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了，市场经济发展了，公共物品的消费比重会提高，而不是下降，现在有一个疑问，说如果地方政府都这么投资搞建设，经济就会发生过热；但如果私人、民营企业都投资了，就不会发生过热。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天下都是民营、私人投资，也会发生过热。美国、欧洲从17世纪到18世纪到19世纪都是私人投资，为什么有过热？因为大家都投资了，把很多很多项目都看成好项目了；美国刚刚破的这个IT泡沫，也都是私人投资。所以私人投资也会产生泡沫、发生过热，不只是政府投资才会过热。
所以我觉得，每届政府都要积极干事情，政府不干事情反倒要批评它。至于政府应当做什么事情，确实要考虑当地发展的实际需要。
暂放技术竞争力，着眼“加工费”
《21世纪》：这次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源自投资增长以外，另一个则源自出口增长。但出口量50％以上是三资企业出口。过去我们讲是“用市场换技术”，但现在外国人的技术不来，三资企业生产的东西也不在我们中国卖，导致我们的产业没有核心技术，中国人赚的只是加工费，利润的大头被外国人赚走了。从战略上看，怎么提升我们中国产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樊纲：我们怎么不反过来想，要是没有这一块怎么办呢？没有这一块我们更赚不到钱！更没有那么多人就业！
从战略讲，什么叫发展？什么叫制造业中心？制造业中心就是为全世界生产，就是要出口，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来生产也要出口。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现在有技术吗？有资本吗？有能力去赚那笔利润吗？没有，我们就老老实实赚这份加工费，现在的就业机会多么宝贵，就是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到中国来，也不够中国农民就业，能赚这笔加工费就不错了。
至于核心技术，人家不会白给我们。
怎么办？先欢迎人家来，我们学习、观察，只要他在这儿，我们的技术人员就能跟他学。
投资不是过多而是不够
《21世纪》：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如何从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消费拉动？
樊纲：消费要有10％左右的增长率是正常的。现在农民的消费增长慢，为什么？因为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因为没有就业。为什么没有就业？因为投资不够，打工的机会也就不够。
消费需求不够，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不够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要靠投资支撑，然后是资本积累。中国现阶段可能就是投资相当大的阶段，就是积累相当高的阶段。
现在，政府开支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个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品，是公共消费品。就是说在公共支出的基础设施中很多都是消费品，如果这一块扣除的话，所以实际生产能力的投资比例并不高。
《21世纪》：据说，2004年财政政策将向农村、农民倾斜，就是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这样能拉动农民的消费吗？
樊纲：拉动不了多少农民的消费。因为农民根本就没有多少就业机会！我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要搞，但是最重要
的政府支出应该是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出，这件事中央政府有钱的话要包下来，应该彻底解决农村基础教育这个难题！这是解决中国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
用全球的资源服务全球生产
《21世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资源消耗也很严重，有些资源甚至面临枯竭的危险。
樊纲：制造业中心就是为世界生产，为全世界生产就得用全世界的资源，因为自己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像日本什么资源都没有，但它是全世界制造业中心，它怎么做？用全世界资源，搞来料加工，只不过它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怎么获得资源供给？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合作制度上和国际战略上跟一些发达国家有冲突，受到他们很多的限制，像石油的问题，这些非经济因素，阻碍着我们的发展。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来化解这些问题，怎么来消除这些障碍，在现行的国际结构下怎么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采购和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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