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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幼鸣
刘波——上市公司“诚成文化”董事长——跑了。有媒体报道，刘波逃匿前，已经被执法机关传唤过，涉嫌“金融诈骗”等多项罪名，逃匿事件发生在其被“监视居住”期间。据媒体调查，刘波出逃殊无新意，连“庄家吕良”之类的“资金链”断裂原因都说不上，纯属欠债巨大，债主众多，欠债不还。在长沙、广州、北京、武汉等地，刘波欠下建行、中行
、工行巨款，“他不跑怎么还债？”一位知情者说。
如果仅仅依表面案由为据，虽然刘波在股票市场制造了一个所谓的“诚成神话”（这种提法本身有骗局的味道），是个“人物”，我们仍然可以将刘波视为当下为数众多的“金融诈骗”嫌疑人之一。但是，一旦对其历史资料认真分析，将发现刘波代表着一种邪道商业理念。刘波逃匿及其类似事件意味着这种邪道商业理念在营运上的破产。
现年40岁的湖南商人刘波之崛起，走的就是邪道。牟其中神话现世还在于其搞了一趟“以物易物”的贸易，而刘波赖以“成名”的《传世藏书》出版、发行，其核心商业理念就是权力寻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刘波销售每套码洋6．8万的《传世藏书》，采用的办法把收费权交给某银行，而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银行收取书费抵冲贷款，于是刘波“调动了银行配合销售的积极性”。一度，起码在这家银行的部分分支机构，存在银行工作人员向贷款客户（主要对象是房地产开发商）推销《传世藏书》的事情。银行参与推销，房地产商能轻易推脱吗？刘波固然“聪明”，但其招数也用得够邪乎了。
有人称刘波“横跨文化界与金融界”两栖大亨，这是刘波做秀的结果。刘波借银行巨债不还，口袋里当然一度有钱，据说曾在京花3000万买张作霖故居四合院。在文化方面，“诚成文化”扬言要经营几十种报刊杂志，最后只是象征性地出来《华夏》等少数几种而已，它们被纯粹地用作为上市公司的“题材”与“包装”。
谈论刘波的价值还在于刘波不止一个。笔者曾经接触过一批刘波式的商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出生于内地普通家庭；少年时做过“文学青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再做过“文化青年”；热衷一些宏观的事物，对积少成多赚钱方式不屑一顾，骨子里不具有真正商人所需要的细心和耐心；最终走上逃废债务的不归路。
有人认为“刘波战略不错，战术不行”。这说明分析刘波为代表的商业现象有现实意义。既然刘波走的是邪道，他就会以自己的方式走下去。只有纯粹看客才拿捏得清楚：从银行拿钱时可以邪道一点，挣钱时倒是要正正经经的。刘波逃匿说明，邪道商业理念只能得手一时，聪明需要用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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