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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赫斯特·科勒先生的中国之行
王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赫斯特·科勒先生前不久结束了对中国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科勒先生就任该组织总裁以来第4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因会谈内容涉及人民币汇率等四大问
题而受到格外关注。
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此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勒先生表示：“逐步迈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它有助于提高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的能力，并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内外冲击。”“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是一个理想目标。但目前实施这种变化的时机尚未成熟。”
实际上，逐渐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更多地发挥作用，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前我们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矛盾。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建立于1994年。1994年以前，先后实行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同年4月建立了外汇市场，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对汇率水平进行调整。1994－1997年，人民币汇率由8．72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上升到8．28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升值5％左右，说明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面临不断增大的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应周边国家、香港地区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表明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也避免了亚洲国家货币的竞争性贬值，防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为亚洲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中国政府这种负责任的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以来，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一直在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不过，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安排的，而不会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进行。我们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积极培育外汇市场，理顺市场供求关系，不断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是调整其成员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维持正常的汇兑关系，促进汇率稳定。由此出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汇率政策是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的，不仅有益于中国，而且有益于亚洲和世界。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处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入ＷＴＯ之后，就业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金融体系脆弱性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进一步突出出来，此时汇率水平的较大波动会增加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内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融资往来。有利于增强海内外对我国经济的信心，增加外商投资。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但复苏进程十分缓慢，今年第二季度，美国、日本和欧元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1％、2．3％和0．1％。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呈现出不确定、不稳定的特征，通货紧缩，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可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和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一种稳定的力量。
同时，人民币汇率稳定也有利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和东盟的进口，同比分别增长了36．1％、46．1％、53．7％、39．3％和55．5％。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世界将从中国市场的快速成长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收益。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科勒先生此次访华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科勒先生谈到，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复苏，美国经济也在复苏；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美国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即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该趋势对全球经济会产生冲击。同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正日益增加。他说：“作为经济学家，我担心这种经常账户与外汇储备的不平衡可能会向无序状态发展，可能导致美元汇率突然直线下滑”。“我不同意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就必须升值的看法。”他认为，为了减少不平衡，美国应有所行动，降低双赤字，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亚洲国家也应有所贡献。
实际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刻意追求巨额顺差。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中国政府不追求贸易盈余，经常项目应该大体保持平衡”。众所周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无论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逆差或较大顺差，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目前的情况看，形成我国现阶段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源于资本项目，经常项目顺差并不大，而且还趋于缩小。1994－2002年经常项目年均顺差199亿美元，资本项目年均顺差222亿美元，1995年以来，经常项目顺差最低的年份只有16亿美元，最高年份不过370亿美元，而且1997年以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只有105亿美元，同比下降22％，作为经常项目主要组成部分的进出口贸易，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只有45亿美元，同比下降66．5％。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1997年以来，资本项目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是逆差，直接投资顺差不仅弥补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而且使资本项目持续盈余。1993－2002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年出口额从252亿美元增加到1699亿美元，年均增长23．6％，今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4％。
不过，中国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也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资金供给相对过剩和中低档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等现象，这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决心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国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稳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放宽用汇限制，理顺外汇供求关系：第一，改革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放宽企业保留外汇限制。自2002年10月起，允许各类企业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在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20％的限额以内保留外汇，实现了限额内的意愿结汇。第二，不断简化进出口核销手续，便利企业对外贸易活动。允许部分优秀企业实行出口收汇批次核销和自动核销，先后取消6种进口付汇备案手续，在继续支持扩大出口的同时适当鼓励增加进口，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第三，改革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以适应其经营活动特点。允许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符合规定条件的跨国公司（包括外资跨国公司和中资集团公司）及其境内关联公司，在向境外支付各类由其境外总公司或境外关联公司代垫的费用和分摊的非贸易款项时，凭规定的证明材料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从其外汇账户中支付或用人民币购汇支付。第四，调整个人购汇政策，切实满足个人合理的经常项目用汇需求。自今年10月1日起将个人出境旅游、探亲等经常项下银行供汇指导性限额提高到3000美元和5000美元，并扩大个人自费出国（境）留学等项下的供汇范围。自今年9月1日起将个人自由携带外币现钞进出境的限额提高到5000美元。第五，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逐步拓展资本流出渠道。自2002年10月1日起，陆续在浙江、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推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放宽对外投资的购汇限制，给予11个省市17．5亿美元的购汇额度，取消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风险审查、汇回利润保证金要求，支持各类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
关于中美贸易差额问题
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也是此次科勒访华所关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应该更多地检讨自己的贸易政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关税税率、减少了非关税壁垒，刺激了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进口增长大于出口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761亿美元，增长39％。其中，出口1903亿美元，增长34％；进口1858亿美元，增长45％。进口增幅远远高于出口增幅。第二、贸易顺差减少。1－6月份，中国累计实现贸易顺差45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3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少增89亿美元。其中，一季度由于进口速度快于出口，还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贸易逆差（－10．3亿美元）；去年同期为顺差73亿美元。第三、从贸易方式看，中国上半年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129亿美元）；一般贸易为逆差（－59亿美元）。去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均为顺差，分别为31亿美元和129亿美元。第四、从国别和地区看，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主要表现为对美贸易顺差（256亿美元）；而对日本（－117亿美元）、东盟（－67亿美元）、韩国（－101亿美元）、中国台湾（－177亿美元）、俄罗斯（－26亿美元）、澳大利亚（－8亿美元）和加拿大（－6亿美元）均为逆差。
中美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结果。美国限制部分产品对华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多年来，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众所周知，中国在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机电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只能指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然而美国仍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导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缓慢，贸易逆差持续得不到调整。因此，要解决中美贸易的差额问题，不仅需要中美两国进行有关政策的协调配合，更需要美国政府对自己贸易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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