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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资产新的管理架构下，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严密、来得猛烈。法律体系越健全，钻体制空子、谋个人私利的行为生存的土壤也将越来越贫瘠
劳德容，女，原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正局级）。2002年10月18日，上市公司深能源发布公告称，“决定免去劳德容女士董事长及董事职务”。翻身落马时，劳德容“芳龄”59。这两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其受贿、挪用公款、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劳德容再次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媒体的焦点。
与杨斌、仰融、周正毅等民营企业富豪不同的是，劳德容的身份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以其业绩论，当可与原云南红塔董事长、总裁储时健比肩。经过劳德容10年的经营，深能源集团总资产达135亿元，净资产达80.06亿元，累计实现利润55亿元，累计上缴国家税收超过28亿元。伴随显赫成就而生的不断膨胀的私欲，毁了储时健，也毁了劳德容。
出事之前的劳德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的结局与储时健的相似性。1999年5月，劳德容对记者说：“‘红塔山事件’就是个悲剧。为什么会产生‘59岁现象’？我们应该从深层次上找原因。”如今，当年的女强人不幸也倒在“59岁现象”上，谁来从“深层次上”给她“找原因”？
应当承认，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性，新旧体制相互交错、碰撞，体制、机制和制度中的某些层面呈现出失缺、倒错状态。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不突出等体制缺陷难以解决，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某些有心理落差的国企老总落马。换句话说，这些国企老总的落马的原因很大部分正在于此。
谈到国企负责人纷纷落马时，《半月谈》援引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导储槐植教授的话说，“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和公司规范运作要求，选好管好一把手，并对企业经营者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形成企业的制衡监督体制。”此话虽一语中的，但要真正把这个系统工程做到做好，绝非一件易与之事。国企负责人都是国家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在用好他们的同时还要保证他们沿正确人生轨迹行进，牵涉到法律法规的健全、企业内部各项机制的完善、社会监督等各个方面。
今年5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布了下一阶段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9项任务，提出抓紧制定企业负责人管理等配套规章和制度，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企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和激励约束机制。6月份公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也有这方面的详尽规定。国资委的成立使国有企业有了明确的出资人代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行也让国资监管步入正轨，但条例只是一种过渡政策，只有十年磨一剑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尽快出台，才能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劳德容案的审理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第一件大型国企老总受审案，其重要性和代表意义不言而喻。有一点现在看来毋庸置疑，在国有资产新的管理架构下，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严密、来得猛烈。法律体系越健全，钻体制空子、谋个人私利的行为生存的土壤也将越来越贫瘠，大小劳德容们捞钱功能可发挥的空间也将越来越狭小。
另一方面，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应该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劳德容在忏悔书中说，“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我都会收手了。现在才觉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曝光，其实真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和挽救呀。”舆论监督的作用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但它对腐败行为的震慑作用显然要比局外人想象中的要大。
当然，之所以受审的是劳德容，而不是李德容、张德容，其本身修养的缺陷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里不再赘述。
写下文章的标题时，是受一种冀图国企腐败销声匿迹的良好愿望驱动。其实，要完全堵住劳德容之流的落马源头，至少在目前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也许在这个命题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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