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聿文
三大都市圈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获取外部资源与市场，不仅有助于形成“中心-外围”的增长结构，而且能够比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更大的城市规模，吸纳更多的人口，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三个超大规模的都市圈，这就是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及以京、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带。三大都市圈创造了整个GDP的40%。它还容纳了全国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尤其今年以来，随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签署，三大都市圈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速赛跑，比翼齐飞。可以说，三大都市圈的崛起，对于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选择。
三重二元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伴随着工业化的同时，是城市化的发展。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城市化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固化，从而使得中国广大的农民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差距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尖锐。
更有甚者，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二元结构用对转型经济素有研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话说，又进一步表现为“三重二元”的格局，即城乡二元、以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来区分的外（向型）内（向型）二元、以及以竞争力的大小有无来区分的活（经济）死（经济）二元。它是当前“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有景观。
“三重二元”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与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分布得参差错落，极不均衡。大致讲来，在沿海发达地区，活经济、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每一对二元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差距较小，克服矛盾与差距的办法较多。而在中西部，则恰好相反。
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所有重大现象与重大问题，几乎无一不是由“三重二元”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差距引起的。例如，由于活经济的增长放慢，其容纳新增就业的能力降低，便出现全国范围内的民工潮问题，阻滞了农民依据市场需要创造出来的以大规模跨区域迁移“打工”方式，解决“以工补农”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与东西部差距的有效路径。
在“三重二元”结构中，农民就业问题又显得尤为紧迫。根据有关计算，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至少需要50%的城市化水平，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化还刚刚30%多一点，也就是说，未来20年城市人口至少要达到七、八亿，这样，农村至少需要向城市转移4亿多人。这部分庞大人口的就业压力，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理论上说，在产业梯度分工的前提下，三大都市圈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获取外部资源与市场，不仅有助于形成“中心-外围”的增长结构，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城市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为工业化发展提供空间；而且能够比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更大的城市规模，吸纳更多的人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问题，从而为最终解决农民问题提供条件，并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充足的内需。
事实上，在中国也只有三大都市圈才存在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利条件：首先，三大都市圈尤其是长江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制造中心，其在全国经济的权重愈来愈大。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是制造业的力量，而两个三角洲则是这些企业最集中的地区。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经验，在大都市圈发展制造业的作用是，增加一个制造业的就业，就相应增加三个服务业的就业。所以，未来对新增人口的就业，主要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消化解决。据测算，在4亿转移出去的农民中，至少有1.5-2亿是要成为两个都市圈的居民的。其次，三大都市圈是中国创新和变革力量的积聚地。WTO所需要的变革和创新资源几乎都在这儿。再次，三大都市圈有着相对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比较透明的法治环境。
整合、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在经济发展的贡献上，还是在制度创新的贡献上，三大都市圈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三大都市圈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不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问题。目前三大都市圈都面临“非一体化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一体制性瓶颈。如何打破区域内的行政壁垒以及由此带来的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既涉及到三大都市圈的整合与发展，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整合和协调三大都市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三大都市圈的内部整合问题，二是三大都市圈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目前，在三大都市圈的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虽然传统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与决策体制、局部的本位的利益常常束缚住人们的眼光与手脚，但有利的因素正在增多。比如，WTO原则下的统一市场、统一法规的工作推进很快；在法治和政企分开基础上的中央与地方明确划分各自权责、风险的制度创新，也正待经由国有资产管理领域的分级出资人实验迈出重要一步。
这些有利因素的成长，将有助于各类企业、各级政府作为发展经济的不同主体，越来越活跃地投身于区域经济的拓展与整合中去。事实上，今年以来，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关区域经济整合的会议频频召开，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也正在或将要出台和实施。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应及早考虑跨行政条块的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大都市圈怎样才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调控好的问题，考虑三大都市圈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中的交通系统、信息网络、金融监管、司法体系和环境保护等等，如何配置得更为合理，做到未雨绸缪。
三大都市圈的崛起不仅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市场，也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成长的基础与空间。而这将在国家战略上推动和保证中国现代化在21世纪的全面发展，推动和保证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