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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城市用地的成本高估造成了违法用地，而高估的源头在于土地垄断。问题倒在于，土地的审批权控制过严，“非农业用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本报记者 王 梓
北京报道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特别强调要把保护基本农田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又指出，土地是民生之本，保护土地是一项基本国策，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珍惜和保护每一寸土地。”
2003年9月2日开始，《关于严禁非农业建设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挂于国土资源部网站的头条。通知特别提出，“基本农田是耕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人民生活，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农业处处长方言表示，对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建设用地的严查是非常必要的，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最基础的保证。
2003年9月5日，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二层会议大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入世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同样以粮食的名义召开，会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经济调研处处长黄秉信提出的“三个下降”触目惊心。
黄秉信介绍，1998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在下降，由当时的5.12亿吨下降到2002年的4.57亿吨；粮食面积下降，从1998年的11378.7万公顷下降到2002年的10390万公顷；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由1996年的每年414公斤下降到2002年的357公斤。黄表示，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更加重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
比较优势决定粮食生产的下降
“中国的人均耕地非常的少，但是反过来说，在每块土地上的劳动力非常的多。”林毅夫介绍，农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方面，中国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等的出口会有大幅增加。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介绍，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结构性的调整已经出现，从2000年到2002年，中国的种植业播种面积下降了1％，而同期粮食的播种面积却下降了4.4％。这些土地被用于其他农作物的生产，其中，甘蔗、水果、茶叶的生产有大幅的增加。
卢锋提供的信息是，在我国粮食出口结构的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的出口进步保持了和整体出口同样的趋势。到2002年，这两类产品的出口基本上占了整个农产品出口的一半左右。
林毅夫表示，增加农民的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要将农村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即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之后，剩下的劳动力必须要着手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的转移，从低附加值、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转向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蔬菜、水果等的生产。
“非农业用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农业结构的调整，其前提是土地使用结构的调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唐仁健局长表示，我们国家要稳定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会面临两个现实的制约。首先是效益问题，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会选择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其次，经济发展要求推进城镇化，必然会挤占一部分良田。
土地的减少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黄秉信介绍，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占用耕地控制不够严格或者占而不报，实际上没有达到国土资源部“占补平衡”的要求。
方言介绍，“加大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非常重要，黄淮海、苏北、淮北地区都是我国的重要农产品基地，多种农产品适合耕种，而且我国以前对这些地区农田水利的投入也非常高。”让她惋惜不已的是，各类非农业用地所占用的都是“熟地”，尤其是晋冀鲁、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地，农地的单产量比全国要高15％到20％。她担心，土地减少、抗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等因素一旦同时出现，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危机。
对此，专家们持不同的看法。卢锋表示，农业用地的现代化、城市化，即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有序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在规范市场用地的前提下，即使出现5％的转让幅度也不会影响到粮食安全。“在土地的转让方面，不应该高估粮食安全风险，这样很可能导致一种效率风险。即使与粮食问题无关，对于违法的用地也要查。如果土地的产权问题得到解决，农民拥有土地，矛盾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他介绍，农业用地加城市用地的成本分摊等于城市用地的实际成本，实际城市用地的成本高估造成了违法用地，而高估的源头在于土地垄断。问题倒在于，土地的审批权控制过严，“非农业用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用进口解决粮食安全
8月28日，《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颁布。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央储备粮管理层面上第一个中央级的法规。
在粮食安全方面，比粮食储备制度更早执行的是我国粮食的自给自足率的确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负责人唐仁健局长提出，我们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粮食贸易，不应该把95％的自给率当成教条，而95％这个数字本身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9月5日的研讨会上，卢锋介绍了他与其博士生彭凯祥合作的论文，题为《中国三个半世纪长期市场米价（1644－2000）———粮食安全问题的历史透视》。
从350年的历史中，卢锋得到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钥匙。首先，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粮食和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其次，长期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依靠粮食市场的建立，价格信号和市场信号在调节粮食的供需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最后，粮食安全需要与国际粮食市场接轨。国际市场不仅是粮食供给的补充来源，还能减少国内粮食市场的波动，而且出口促进农村收入的增加。
卢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市场结构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这三点是国家达到长期粮食安全目标的必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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