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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近期可谓动作连连，在为中国联通等六家大型国企全球招聘高管的同时，11月19日～20日又将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
这似乎都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国资委尝试利用外资盘活、改组改造国有资产，并试图把大型国企带入国际化经营的轨道。
此次促成国企与外资见面的“高峰论坛”，由国资委亲自出面组织。受邀企业也是跃跃欲试，世界500强企业之中的微软、花旗银行、日本汇丰等的董事长或总裁届时都将出席。
国资委选定的中石油、中石化、招商集团等中央企业，将与参会的跨国公司老总就并购重组问题进行磋商。
国资重组青睐外资
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引进跨国公司对国企进行嫁接改造已成共识。
日前，上海市刚刚出台《关于外资并购本市国有企业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有企业重组改造。
从7月开始，北京市政府也积极促成“国际资本握手北京工业”，拿出10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面向外资和民资寻求并购重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认为，非国有投资者缺乏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最大的难题。目前，无论是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份，还是非上市企业变现部分国有资产，都存在缺乏有实力的非国有投资者的问题。
而在此次国企重组改造中，外资似乎更受青睐。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数万亿国有资产的一部分需要变现，国内非国有投资主体尚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一般认为，引进外资有利于国企产权多元化，还能将资金、技术、管理、全球营销网络等资源带入国企，并建立起经营者外部激励约束机制。
陈佳贵举例说，福特并购江铃汽车，成为江铃汽车的第二大股东。公司的11名董事中，江铃集团和福特方面各有4人，上汽集团1人，独立董事2人。董事会的召开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董事会议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董事通过才能得到认可，所以不再有“一股独大”现象。
但是，国企与外资目标的差异性，也会导致双方的长久博弈。此次由国资委出面操持外资并购国企，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的目的非常明确，而外资并购国企则是出于其全球化战略实施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我国的外资并购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往往与国企改革联系在一起。由单纯的国有企业变为多元化投资的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并购行为，涉及到国企改制，会产生更多复杂的问题。
除了缺乏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和法律法规不明晰外，来自国企本身的不良贷款、职工安置和国企领导人任免，以及公司结构和产权交易不明确、关联交易等等问题，都是妨碍外资并购的主要障碍。
政府管制能力面临考验
记者从国资委新闻处了解到，出席“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的国内企业由国资委出面邀请而非自由报名。有资格参会的肯定是国内知名企业，其中不乏在产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196家中央企业。
这似乎也传达了一个信息，资质优良的国企甚或战略性产业的国企正在向外资开放，外资并购国企向更深层次发展。北京市推荐的104家大中型国企，也几乎圈定在此范围———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都不高于100%，而且涉及的行业不仅是竞争性行业，还包括基础设施垄断行业。
陈佳贵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已进入了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和公用事业，这对政府如何有效管制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通过引入外资引进产业竞争机制，但同时要建立有效的产业管制，如果政府管制水平达不到战略性产业大规模开放的要求，会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受损。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臧跃茹说：一些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急于求成，一味降低条件，增强优惠力度，如降低中方持股比例，技术上没有更高要求，对人员、债务的承诺比较多。会造成中方权益受损，甚至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对大中型国企本身而言，外资并购是机会与威胁并存。陈佳贵认为，重要的是国企不要在合作中丧失自我，而是在合作中求发展。
同时，并购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奕过程。陈佳贵认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可以选定多个跨国公司，营造竞争局面。据统计，多方竞价会使资产价格平均有约30%的溢价。此前的上海自来水浦东有限公司、深圳市政府的海外招标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战术，保证国有资产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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