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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情况下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最主要还是应该加强保障，把失地农民纳入全社会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可以适当提高对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经济的发展和开发区的扩张热潮正使得“新三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在第6城市群地区，人们已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要做到给予一次性补偿和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双管齐下。后者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帮助农民更快融入城市化进程，前者
则相当于一笔“启动资金”。在“土地征到哪，保障跟到哪”方面，绍兴县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市都已作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如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却让各方都颇感棘手。
绍兴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的人士说，今后能否把“征用”改为“征购”。复旦大学专事研究社会保障的周博士认为，农民的土地从未被交易过，也就未曾被定价；被征用的土地向开发商出让时，土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以后来的出让价格为被征用土地定价也是不合适的，加上不同的土地级差可能很大，相互之间没有可比性，“征购”的意图其实难以落实。
中国土地学会理事王克忠教授指出，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一种体现，根据这一点，集体土地应该被理解为是“准国有土地”，农民虽然享有50年的承包权，这充其量只是接近、却不等同于土地所有权。而要把土地拿到市场上出售，农民必须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土地权属，和中国现行的土地法是相悖的。王克忠认为，目前情况下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最主要还是应该加强保障，把失地农民纳入全社会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可以适当提高对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以尽可能高的补偿，帮助失地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化进程。
周博士分析说，提高对农民的一次性补偿固然是好事，但这同样牵涉到补偿标准的问题。而且补偿的数目由政府说了算，今后随着地价的上涨，农民一有不满就会再来找政府，嘉定区乃至国内其他地方农民不断“上访”的原因就出在这里：政府一旦介入了本该由市场来决定的事情，还是会留有“后患”。
说到这里，周博士的观点已经很明朗：被征土地价格的显化归根到底还是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而为了实现这一过程，必须扩大农村集体的土地处置权。中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土地所有权主体应当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据此周博士提出，能否扩大村集体的土地处置权，使得农民在承包土地期间也能够通过村集体出让的形式，获得土地的这部分收益。
根据国内目前的条件，为失地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是解决“新三农问题”最为现实的突破口，绍兴县的实践也同时证明，这一领域也确实有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等着第6城市群作为先行者，挥洒各自的智慧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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