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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如潮的绍兴县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无疑应该继续推广，但对于实事求是说在艰难度日的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说，这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怎样才能给它们有力的支撑，使之走得更远？绍兴县卫生局副局长陈国莺的观点很明确：公民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应该由国家来“埋单”。
从国际上看，医疗服务和保险基本有五种模式：英国式的全民服务模式、加拿大式的
全民健康保险模式、德国和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保险模式、美国的自愿型医疗保险模式、新加坡的大病医疗账户模式。这些制度的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运用程度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包括由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强制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
陈国莺曾在2002年去澳大利亚考察，他介绍说，澳大利亚政府发给每位公民一张医疗卡，凭卡可以在任一家公营医院或是社区医院看病。这些医院的治疗是免费的，但是每个人不管实际取药多少，每次看病都必须支付16澳元的药费，算是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贡献。这样的高福利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中国，卫生费用、尤其是农村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1980年，中国卫生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是2.49％，2000年这个比例下降为1.71％。1993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4.9％，1998年为24.9％，5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作出量化评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列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卫生制度与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政策理念和政府行为都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倾向。比如政府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试图借助市场的作用解决卫生筹资和医疗成本控制问题，卫生改革政策又没能尝试矫正城乡之间卫生资源分配不平均的格局。摆脱目前农村卫生事业困境的出路，首先在于恢复公共支持传统。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室教授印望江指出，基本医疗作为一项福利，应被政府纳入公共财政框架。此外，在非基本医疗服务方面，可以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根据所提供的服务等级收取不同的费用；然后再通过医疗系统内部的统筹，实现“以医养医”，以保障整个体系的运转。
最近的一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是在1998年，那时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7.44％的农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也就是说有7.5亿农民被排斥在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外。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在以世界0.87%的卫生资源，保障22%的世界人口。要把医疗保障覆盖到全民，确非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第6城市群作为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这次或可再一次充当相关改革的先行者和“实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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