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竞争，在第二届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上，George Gilder明确指出美国赖以吸纳工程和技术人才而疏于本地培养所带来的潜在危机。中国和印度持续地超越西方，缔造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精英，再次议题上，我们将探讨企业和国家如何在这些技术专家以及本地大学研发设施方面展开竞争。
主持人：福布斯杂志亚洲高级编辑Robyn Meredith
麦肯锡公司董事叶远扬
Infosys Techeologies Limited董事长纳拉亚纳.穆尔蒂
溢达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敏德
里奇：
我们今天上午的会要继续了，请大家各就各位。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关于中国教育的讨论，因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的企业家人才，为了能够推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为了能够将中国所能提供的价值，提升到最大的程度，你必须不断的完善你的教育系统，我们很快就要进行教育情况的讨论了。请大家各就各位。下一场的讨论会，它是由他的主持人福布斯杂志亚洲高级编辑Robyn Meredith。
Robyn Meredith：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来谈谈教育的情况，我们昨天就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中国世界工厂的问题，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机会，能够让中国吸引到很多高级人才，当然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优秀人才来到中国，很多的受高高等教育的白领人士在中国被雇佣。在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人才方面的争夺战，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麦肯锡认为在全球可能每年大概有六十万的白领工人，白领人士他们从欧美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也就是说亚洲在不断的争夺人才，中国当然是争夺人才的一个前线中国和印度，将努力使自己的国家保持稳定性，争取更多的人才。印度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人才，他们有很多关于信息产业的人才，有很多原来驻在美国的高级软件人才，现在都转移到印度去了。那么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日本和南韩也将很多的高级管理人才，逐渐的转移到了中国。他们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企业更有竞争力，也使很多高薪水的职位从日本和南韩转移到了中国，在英国也是这样的。对于香港而言，很多的人都逐渐的开始在广州、深圳等地方上班，因为他们也会说广东话，这样他们的薪水就会降低很多，劳动力成本也会降低很多。在中国来说每年有一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而且90%的人会说英语，或者说会写一点英语，或者说美国人和英国人自由的用英语交流。除此之外，每年的中国毕业生当中大约有60%他们是获得了数学或者说科学方面的学位。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场上的一些组成人士。之后可以请大家自由的提问。首先我要介绍一下叶远扬先生，他是麦肯锡公司的董事，他是麦肯锡在大中国科技部的领头人。而且他在离岸的商业运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长足的研究成果。这位是ITL纳拉亚纳穆尔蒂先生，他为许多的中小公司提供过服务，而且这家公司打算在浦东开设一家新的公司。那么从这里开始，只要开车三十分钟就能到达这样一个新的园区，在他开设的新园区里面有许多的白领工人。现在我想提醒大家一点，那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穆尔蒂先生在1989年就开始在中国设立了他的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愿意为他提供更进一步的贷款，让他发展，下次你需要现金的时候给我打一个电话，我是很愿意帮助体的。我们下一位人士就是杨敏德先生。溢达公司是非常吸引人的公司，他在，斯里兰卡在印度都有设有分厂。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麦肯锡最近完成的一个最大的离案项目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们你们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叶远扬：
我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特别是一些西欧的国家都问我们这种离案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在许多的信息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于是麦肯锡公司就花了六个月时间来研究这种现象，首先如果我注重这个需求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离案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因为这个劳动力的成本会降低很多。第二点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常被我们被忽略，就是它也是全球化的表现，传统的全球化就是你打开你的市场，或者说你把你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市场上去，所以我们认为离案服务是非常有创意的方法，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说中国的银行正在开展一些离案业务的常识，而且其他的国家的银行也建立了离案业务的中心，这样可以降低银行的成本。这样的话如果这些国际银行在中国设立离案银行业务的话，他们很可能也会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银行市场。第三点我们认为离案是整个商业过程重新组合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
你设想一下，美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一开始公司进行改组，希望能够尽量的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资本的利用率，那么在九十年代之后又出现先的技术的重组，这样随着所有的手段都要用尽之后，公司就要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来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利率。这是离案方面值得研究的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在供给方面，令人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公司正在充分的利用这种离案业务的可能性，来发展自己的业务、拓展自己的市场。在媒体人们经常讨论很多的信息技术离案业务都转移到印度。许多公司也逐渐的向这方面转变，比如说在菲律宾，菲律宾有一个很好的呼叫中心，中国也是一个很好开展离案业务的市场，还有马来西亚，可以说很多的亚洲国家，除了印度之外都有离案业务提供了大量的机遇。亚洲很多国家的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以建立良好的运营环境。
那么这个研究的第三个研究结果，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很多客户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发现，那就是许多公司将自己的离案业务都外包给了第三方。实际上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几乎有一半的离案业务是外包给了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像恒生银行，如果也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开展他的离案业务的话，他可能会雇佣，或者请本地的一家银行帮他代理或者说开展离案业务，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为客户带来更好的价值。许多公司的职位开始向公司以外的人士转移，因为离案业务，
Robyn Meredith：非常感谢你讲的非常好，尼尔花先生你知道印度是全世界的信息产业中心，你告诉我为什么离案业务更喜欢到印度或者说中国吗？你给我一些例子好吗？
纳拉亚纳：我先说一些基本上，一些基础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成本。就是谈谈为什么要外包，外包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我对全球化的定义就是我们使用最便宜的资源，产生效率最高的结果。并且把产品出售到获利最高的地方，这就是我对全球化的定义。如果我们这么说了，其实我觉得成本不一定是外包的一个最主要的诱因，比如说我们就商业运营模式就是和分销商进行合作的商业模式，我们和美国的分销商进行合作，让我们美国的分销商帮助我们销售到美国、搭拉斯等其他的地方，我们在印度，在日本也有自己的分销商。我们所需要就是雇佣并用需要的人才。我们把大的任务分解成很多小的任务。我们把小的任务分散给不同的人才去做，这些人就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当地市场的一些特殊资源、特殊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你能够获得很好人才的时候，你的成本也必然是很低的，效率是很高的。比如在印度进行一个石油贸易的话，印度不是一个石油贸易的很好的地方，所以你在印度招一个石油贸易人才的话，成本肯定要高得高。在传统外包的领域，比如说软件发展以及其他的商业发展，有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模式，就是40%成本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本国做这个事情要花一百美元的话，那么在中国、在印度只要花60美元，当然在有些领域成本不会降这么低。但是比节省成本更重要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地域上，和时间上更接近当地市场。如果进行离岸业务或者说与包的话，你的代理人就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雇佣一些的人才，更好的接引当地的用户、岗地的客户、当地的消费者，能够充分的重视当地的独特之处。这是第二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Robyn Meredith：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要素，但是你主要是提到这种效率可能是更高。
穆尔蒂：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找咨询家帮助我们找出问题，然后我们找英国的咨询家解决技术的问题，印度的咨询家帮我们解决软件的问题，我们从台湾了找了一个队伍帮我们实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全球化。
Robyn Meredith：现在你们传统产业里面有很多的蓝领的工人，现在你们的产业里面白领越来越多，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敏德：这主要是外包，如果你是第一个到海外去的。如果这些产业必须要到劳动力最便宜的地方去，当然我们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是这种贸易的管理的制度。但是我们总是一直试图在地点、原材料、劳动力或者人才，或者说技术，或者说管理方面的寻找比较优势的地方。在我加入公司的时候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为我们是离岸的制造业企业，所以我们到马来西亚，当然这个后勤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不是在香港进行生产，所以说你的信息不是很快就能够获得。那么随着在IT，特别是在IT技术方面的进步，这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IT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成为了我们竞争力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穆尔蒂：我不认为这些软件产业拥有者他们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比例从80%降到68%，我们就能够从这一段里面创造五万个新的职务。在这段时间当中，此外我们增加的收入达到20亿美元。也就是说把印度的盗版率从80%降低到68%。
Robyn Meredith：那中国的这个比例系98%，也就是说98%的软件它是盗版的。
穆尔蒂：这在在软件，我们估计根据ID的数据，就是说68%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买的，只有32%是正版的软件。那么我说这个80%，以前有80%人他们用的是盗版的软件。在板加罗我们创造了一千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事实上它成为了GE第二大这么一个软件的中心。一这个其实并不是GE要求我们这样做，是我们有这样的义务，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有些制造商他们在软件上面花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比如说一个工厂，他在设备上面花了很多，软件上面又花了很多，我认为这个产权在我们国家受到的知识保护是最大的，这对整个经济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Robyn Meredith：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简单来介绍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专家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呆会请你们来问，那么硅谷是否会影响，中国说是创造更多白领的就业机会呢？
杨敏德：我不知道是否能直接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在这里又重新回到了硅谷，我不知道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第二点我是看到一些来自与新兴公司的人员，他们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是一种新兴的公司，不一定是网络公司，然后他们破产以后，他们就中心的回到一种更加可靠的这种领域当中去，去继续他们的工作。我想说硅谷的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是一种不时髦的东西了。但是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有创业的激情、创业的精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有硅谷的现象。
Robyn Meredith：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赞扬硅谷的现象。请大家给她拿一个话筒。
？我想问问惠普公司在中国的进展。那么中国白领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惠普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了，我们越来越发现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周一我们宣布我们建立一个金融解决方案的中心，希望能和当地的公司合作共一种解决方案，这完全符合我们的目的，我们在上海有一个软件中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因为这里人为能力很强，成本很低，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市场。很多的竞争也是像你们这样做是吗？
Robyn Meredith：是否在座的有人愿意要提问，我们可以给后面的人一些机会。
？我想问穆尔蒂先生一个问题，你在上海创造两个就业工作机会，我是其中的一个。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创造两百个工作机会呢，你是想要进一步的进入中国市场呢？还是认为中国的软件工程师有他的一些特点。
穆尔蒂：首先我想说得话我非常尊重，非常赞赏中国，我想印度人可以在中国人当中学到很多的机会。我在这里创造两百个工作机会确实不多。事实上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在印度以后创造了一万八千多个工作就业机会，但是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市场和整个环境，那么我之所以对中国这么感兴趣，可能会是几十亿这样一个合作项目。其中原因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美国的这种四百万的投资一样。这里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是中国市场本身的原因，我们也知道每年的增长率都达到8%，第二点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有很多的机会，甚至于来自与日本、台湾韩国、其他的公司都带来很多附加的价值，我们当然也重视韩国和台湾的市场，或者说新加坡的市场，他们都来中国做很多的投资，事实上有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到国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那么第三点就是印度每年都有三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中国也是如此。我确实认为中国教育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和改善。随着不断的向前金，像麦肯锡所说的在2008年世界上将出现五十个就业岗位，我想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作为，中国人民确实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勤劳，这都是他们的优点。我认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参与。
Robyn Meredith：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我看到有两个人举手。
？我来自与经济学家杂志。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市场时候，是不是不仅带来的投资，还带来了很多技术。但是很多跨国公司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怕中国盗窃了他们先进的技术。你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培养他们自己的公司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像日本和韩国，他们的政府就要求国内的公司来发展技术。
杨敏德：我上个礼拜刚刚去了厦门。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就是由商业部所举办的，我参加的一次研讨会，吴仪副总理主持了这个会议，一共三个半小时，有二十多个代表谈到了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在中国外资企业投资协会的主持的。那时候有强生、柯达公司，微软等等公司，他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说你们应该直接的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有来自与，代表来自与商业部的、消费者、还有商世界得人士，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组合，很多不同人士都参与到其中的谈论。我们提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所说印度的问题，就是法律的问题，法律是否够严格，还有法律的执行。因为有的时候消费者会找到这个人，说要惩罚这个人，但是可能警方执法并不得利。所以说很多的问题并没有整合在一起，令人感到非常的沮丧。其实这种例子有很多。吴仪副总理不断的重审，她说我确实感到很失望，因为首先我要表示抱歉，因为我的工作做的不够好。她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统计，这些统计数据都反映出这个情况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严重。我认为额中国确实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北京以及中央政府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MBA的课程当中也谈到了价值和道德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有遇到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水太干净的话就没有鱼愿意在里面生活游泳了。我们对于这个价值和道德容忍性太强太高。还有人说要成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你就必须要狡猾一点点。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在全球经济当中进行竞争。我认为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教育界的那么人士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整个全国都在不断努力。这到底是一种贪污腐败是否会侵犯了知识产权等等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核心研究的问题。
我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真的要是进一步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他们要扮演领导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或者说金融产权。我想这对于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
Robyn Meredith：杨女士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离岸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一个失败，而事实上这个在印度也有，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现象。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提问题呢。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人举手。
？我想问一下杨女士，现在的领导层主要说要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是否要到那里去进行投资，他们那里是否有人里资本的优势，是否能够取代他的后备物流的。
杨敏德：你知道吗我是新疆公主，人们叫我新疆公主。我们95年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生产棉花，我知道那里的物流是一个劣势。我们知道这些地区他们的原材料是非常优势，非常丰富的。我认为西部地区确实是我们在沿海地区运作的一个良好的补充和辅助，我不知道我是否真正的理解了你的问题，或者说正面的回答了你的问题。我想一些统计数据，在算一千个上海的公司，需要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技术的支持。
Robyn Meredith：那么他这个咨询费用是两美元一个小时。比欧在这里是一个猎头，给他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呢还是一个挑战呢？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从国外来引进人才的。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中国可能会出现出口的剩余，出口能力的剩余，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Robyn Meredith：你们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穆尔蒂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比较多，还有叶远扬对这方面也有所认识。
叶远扬：我想尽的力量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表示的形势在很多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在东南亚和美国、以及欧洲确实有很多的人才。他们在西方工作了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同时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行动，就是给这些人一些赞助，送他们出国深造，然后他们毕业了以后就在德国、欧洲、西欧工作了几年，然后他们又回到中国，回到国有企业担当管理层的责任，这就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流动。这个情况已经在不断的出现。还有在新加坡和香港有很多中国的人才，这也是两地之间的一个人才的流动。通过香港和大陆签订的经济互助的合同、协议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法律和金融方面的服务已经在中国开始了业务的活动。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即成的实施了，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会有很多的机会，在教育体制方面会有更多的投资，我相信中国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来，就像印度一样。
Robyn Meredith：在两天以前我采访了一个年轻的软件家，他是在浦东软件园工作的，他说他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赚十倍多的钱。我问他是否愿意到美国去，他说不愿意，他说在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如果在五年之前他们会这样做吗？我看还有什么提另外的问题。
？我来自与惠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研究了印度和中国进行了很多的比较，你是否认为中国在外包方面是否有这样的趋势，就是说一些城市或者说省市会有一些优势。如果你在IT界金融界的话，你是否会把业务转移到中国来呢？Robyn Meredith：我想问一下有关金融法律会计方面你们是否会有这样的举动。
叶远扬：
我想从全球的角度来谈一下，很多时候企业谈到了离岸。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团队所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到中国市场、到印度市场，到底要怎么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公司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就是如何来设计他们全球运作的计划，就是什么是一个最佳的地方，来建立他的呼叫中心，或者说进行他们的生产。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方进行这种业务活动。比如说运通公司，他们在印度和菲律宾都有呼叫中心。很多这个中心只是为了公司内部服务的。而有些是外包的。他们会进行非固定成本之间的比较。那么也就是说一旦你再深入的看，到底要选哪个地方来建立你的业务的话，就要考虑到各种机遇，比如说人才的机遇和资源的机遇等等。我们来看中国这个市场，我们看到某些领域，有大量的技术人员的集中，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国的劳动力是流动性比较大的，那么主要是接受教育和培训。对印度和中国比较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在中国许多劳动力需要进行培训，在很多的情况下公司会设立一个住宅中心，就是让这些人才在一起呆一年或者是两年，给他们一个住的地方。使得这些人才能够真正的留下来。通过为员工提供住宅，也可以降低员工的流转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了。
Robyn Meredith：我想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到之后的时间跟我们的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交流。那么请各位不要离开会场。然后要为几位发言人提供小小的礼物。
里奇：很高兴我们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在设计了一个芯片，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到斯坦福大学读书，现在已经有3/4的学生回到中国。如果你手中没有同声传译器的话可以到后面去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