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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
上海市政府与人民为自己城市的未来描绘了一个宏伟远景，即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幅远景图画令人兴奋，但又是切实可行的。不要忘记，上海曾是东亚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超过了东京、香港与新加坡。上海的股市曾是亚洲市值最大，交易最活跃，最有流动性也最国际化的市场。上海还曾孕育了美国国际（AIG）与
汇丰（HSBC）这样一流的国际金融机构。上海还集中了全中国以及来自海外最优秀的金融人才。
问题是，历史能够重演吗？上海能否重现昔日辉煌，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答案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对此，上海必须信心十足，但又必须清醒务实。
优势：得天独厚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长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国民储备率，中国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使得上海与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相比，优势得天独厚
历史———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基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曾最开放最为西化的商埠；市场经济观念犹存于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之中；而且，如前所述，上海曾经是远东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雄厚的教育基础———上海有中国一流的大学，中等教育也十分发达。上海本地培养的人才，再加上网罗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为金融中心建设储备了一定的专业人才资源。
较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设施———过去十五年，上海城市交通枢纽建设，高架路、隧道、地铁、轻轨、磁浮、机场、海港建设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IT通信基础设施如固网、宽带、光纤、移动电话领域都在迅速缩小差距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广阔而快速增长中的经济腹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长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国民储备率，中国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使得上海与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相比，优势得天独厚。当然，上海最优越也最独特的优势就是有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庞大经济体作为腹地。
尽管上海有这些优越条件，但这些只是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部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之外，上海也面临一系列明显的劣势，严重制约其成为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
劣势：不容回避
只要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QFII的出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离资本账户自由化目标还十分遥远
中国的金融体系欠发达，而且发展不均衡。以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仍处于雏形，而银行体系因不良资产等问题而脆弱。即使就传统商业银行而言，上海也不见得可称为全国中心：除了交行、浦发与较小的上海银行，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与其他重要的股份制银行总部皆不在上海；虽然有HS－BC、花旗、AIG等外资银行与保险机构在上海有分支机构，但其份额就全国市场而言还十狭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有一可喜现象是有不少国内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已把总部迁至上海，但迄今没有一家一流的国际大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在上海开业。
法治与监管框架不健全。在立法、司法和私有财产权利保障以及信用文化等等，上海仍面临诸多障碍（上世纪初，上海能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是采用了租界的法律制度，尤其是英美的普通法系）。
高赋税。中国内地个人收入边际税率高达45%，而香港只有15%，所以香港相对上海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低税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雄心勃勃提出了一个蓝图，要把法兰克福建成欧洲的Fi－nanzPlatz（金融中心）。有趣的是，虽然德国是欧洲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但法兰克福至今没能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的繁重税赋，包括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大大增加了员工成本以及降低了专业人才税后收入。
缺乏自由传播的资讯。金融市场———货币、外汇、期货、股票与债券市场依赖及时、可靠的信息而运作，市场参与者需掌握信息而作最佳投资决策。缺少信息，或给信息采集带来高成本的金融市场一定是不透明的市场，这个市场不能有效率地良好运作，降低效率并损害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与资本账户严格管制。只要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QFII的出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离资本账户自由化目标还十分遥远。
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严格限制。除了境外商业银行与保险银行，目前对国际资本市场机构如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参与境内市场仍限制重重。市场参与者的专业水平、经济与伦理守法观念都存在不少问题。
开放：势在必行
开放市场、引进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市场，对建设金融中心至关重要。通过开放，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技术与最佳惯例，促使境内市场与国际接轨，从而使外资企业与境内机构一道，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进市场发展
许多人惊呼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将使境内证券、基金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因为中国是新生市场，行业需要保护。但这种“保护幼芽工业”的产业政策在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拉美、印度与中国普遍实行，事实证明基本上都失败了。反之那些开放门户引进国际竞争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最快，最后也都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本土产业。
一个极富启发性的例子是英国。二战后，英国因为实行国有化与外汇资本管制，经济停滞不前，被讥为欧洲病夫。伦敦作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也渐趋衰落。但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推行市场改革、私有化，废除外汇与资本管制，开放国外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市场业务。因为这些开放举措，外资金融机构的收购与兼并使英国老牌字号渐渐消失，其国内传统投行与证券业几乎“全军覆没”，但结果如何呢？
英国的拿来主义使它成功吸引了全世界最好最大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基金公司等来伦敦安家落户，向英国政府企业与居民提供了第一流的金融服务。国际一流机构的参与，使英国金融业从沉睡中一跃而起，在短短十余年间实现了现代化，几乎与美国同步，从而大大提升与巩固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发达的金融体系帮助了英国产业重组、国企私有化、融资、并购与产业整合，英国经济因而成为欧洲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经济体，英国GDP由全球第6位跃升为第4位，超过了法国。
这些国际经验对中国对上海的启示是，开放市场、引进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市场，对建设金融中心至关重要。开放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经验、技术与最佳惯例，可以促使境内市场与国际接轨，为中国市场树立一个更高的标准，从而使外资企业与境内机构一道，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进市场发展。
我们说，发展是关键，市场不能发展，即使闭关自守，内资机构也没有生路。相反，通过开放促使市场发展了，那么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有了机会，内资证券与基金公司也有了新的机遇与业务发展空间。
如果上海闭门造车，闭关自守，拒绝接受现代金融市场的理念、监管框架与崭新技术，那么别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连现代化的地区性或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恐怕都难以建成。因为中国境内的股市与债市都是真正的新生市场，外汇市场与衍生工具甚至不存在，市场非常不成熟。而美国、英国的金融市场有数百年悠久而连续的历史，自然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只有与国际接轨，开放金融市场，中国才能缩小差距，甚至可以跳跃式发展。
有一部分人士往往强调中国特殊国情，认为不能按国际规则办事。那么什么是特殊国情呢？因为中国日前处于转轨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政干预色彩依然很浓，大多数企业与金融机构都是全资国有或国有参股，所以容易产生道德危害：一部分企业可以违章操作，冒过度的市场风险，但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游说政府与监管机构救市；金融产品种类稀少，难以尽如人意；投资者不必做基本面分析、只需要凭小道消息甚至谣言就可以炒作；没有长线投资、按基本面投资的专业投资文化，有些中介机构、投行与证券公司的专业水平、内部管理与合规文化都很薄弱；国有股不可以减持，否则有人会吃亏，结果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却成了阻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力量。不用说，这些问题所牵扯的特殊利益集团最担心外资机构参与竞争，所以也是最坚决反对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力量。
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国情”，建立有效率的现代金融市场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望也会遥遥无期。别说5年内取代香港，就连10年甚至20年恐怕也不可能。坦率地说，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硬件已越来越具备，但有一些关键软件尚不存在。法治、及时资讯、资本自由流动与人民币可兑换，是现代有效率金融市场必不可缺的基石。创造这些必备软件关系到中国整体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并非上海本身所能解决。但上海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比如在建设法治经济市场与逐渐开放媒体方面可率先作试验。上海在引进国际一流金融机构方面也可长袖善舞，这里显然有极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法治是现代金融中心的基础，而市场开放包括引进国际一流金融机构与实现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是快速建设金融中心的最佳捷径。在未来若干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球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如果在软件建设和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上海毫无疑问可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高标准的、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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