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要有一贯的信心、更积极的本地化措施、更开放的心态
文/关志雄
日韩对照：飘忽不定的日本对华观
抚今追昔，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我们以舆论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把中国看成威胁而采取对立的态度还是看作伙伴而采取合作的态度作为标准，回顾一下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变迁。如图所示，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飘忽不定，没有一个一贯的中国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邻侧的韩国却一直积极地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商机。韩国与日本产业结构类似，两国在地理上都与中国很近，为什么两国的反应如此相去甚远？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迅速扩大。2002年韩国对华贸易总额达412亿美元(韩方统计)，在贸易规模上已成为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2002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为17亿2000万美元(韩方申报数据)，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4%，超过对美投资跃居第一位。根据中方统计，包括在当地的再投资，2002年韩国的对华投资远远超过这一数据，总额达27亿美元。虽然韩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的绝对额不及日本，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远远超过日本，由此可见，它与中国经济的联系比日本更为紧密。
但在韩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的乐观论占据主流，并没有出现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韩国对华贸易收支一直保持盈余，而日本是逆差。但是，美国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但并没有人将中国的崛起与国内产业的空洞化相提并论，可见这一说法实在缺乏说服力。
之所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铺天盖地，而韩国却非常乐观，其实是由于两国目前所处的经济状况影响的结果。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历了“失去的10年”，至今尚未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而韩国在彻底推行结构改革，克服金融危机之后，借助信息产业的发展等，一直保持经济的良好运行。2002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4%，虽不及中国的8.0%，但远远高于日本的0.3%。两国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通过对华关系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两国在自信程度上的差异。
在华日企的本地化远逊于欧美企业
中国加入WTO以后，日本的对华投资急速增加。其投资目的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扩大出口到参与当地市场和研究开发，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而投资的成败关键取决于能否吸引优秀的人才，遗憾的是日本企业在这一点上尚无任何保证可言，还只是权宜措施，不能不说尚缺乏中长期的人才战略。
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之中,日本企业的经营当地化远远落后于欧美企业，在日本企业中的现地雇员无论如何努力,顶多升到部门经理、课长一职，永无出头之日。而在欧美企业,他们担任总经理等重要职务,已是司空见惯。而且,与欧美企业的能力主义相比,日本企业标榜的“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对中国人来说,更好像是从前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
日本企业在推进经营本土化的时候，应进一步启用那些既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国情况的留学生。目前日企虽然采用留学生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加，但给他们的工作却往往是翻译和安排旅行日程，无法发挥他们的实力。从中国的经营者那里，我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话，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谈判的时候，如果对方是美国企业，则往往所有的人都会中文，而当对方是日本企业的时候，会说中文的只有一个—就是翻译。而且，在当地的大部分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都由总公司派出，并且每满三年即进行调动。
如果说过去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出口的生产基地，这种人才结构上的障碍通过优秀的管理体系总能设法加以克服，然而，如果今后逐渐进入参与当地市场竞争的阶段，那么开拓市场、回收销售款等单靠总公司派遣员工根本没法完成的事情将越来越多。
中日企业合作新阶段：
让中国企业家改革日本企业？
近年来，中日两国企业间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摸索新的合作关系。迄今为止，中日两国企业间的合作形式主要是两国企业合资设立新的企业在中国生产。那时候，日方常常拥有品牌或者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最近很多中国企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以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以“引进来”为特征的内部国际化阶段，而正在推进“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它们也开始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与外国企业的战略性合作。
继海尔和三洋合作之后，TCL与松下、海信与住友商事、上海广电集团与三井物产相继宣布了各自的合作计划。其中，三井物产与上广电集团间的合作还把开拓第三国市场也列入了视野。而上海广电集团希望利用三井物产的商社职能，构筑起全球的销售网络，在日本和欧美各国销售其液晶电视等先端的AV产品，扩大其海外业务。
这种以中国企业进入日本为形式展开的中日企业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多潜在的利益，但同时也有很多必须克服的课题。首先，对合作双方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产和销售渠道的重组。要最大限度地获得分工的利益，双方就必须把资源集中到各自的优势领域。这样做往往意味着要缩小甚至放弃相对劣势的部门，因此调整起来，就需要花费时间。其次，日本企业由于担心中国企业学懂了以后反过来对自己造成威胁，因而在向竞争对手转让关键技术的时候犹豫不决，因此，中方能否获得迫切需要的技术尚是未知数。第三，“中国制造”的印象最近虽在迅速改善，但中国制品要抓住对品牌、质量和设计最为讲究的日本消费者的心，仍需进一步努力。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的层次上，在考虑不断深化的中日经济关系时，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在企业间的这种战略性合作以外，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动向也开始日趋活跃。在几年前，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背景是由于日本长期的景气低迷，股价和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采取这样的战略更为简单易行。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收购的日本企业所拥有的品牌、技术(专利)、设备以及销售渠道。
对日本而言，这种外资的进入有助于打破当前的封闭状态。此前，已经有了通过引进外资而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的先例。日产公司并入雷诺旗下以后，在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奇迹般地复活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深化，以民营企业为中心的年轻一代企业家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其中有很多人让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日本企业倘若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进行改革，那么借助他们的力量或许也是一个好的方案。
(作者为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由作者授权《中国企业家》杂志国内独家刊载，题目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