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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菲娜 唐福勇
脆弱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稳定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大的威胁！最近半年来，各界围绕着是否应当二次出资剥离争论不休。对此，美国高盛证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日前在参加第六届北京科博会时抛出了这样的想法：“银行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就目前来说，渐进式改革已很难见成效，必须采取‘大推进’模式一次性完成。”
胡祖六说，中国的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目前银行资产占ＧＤＰ的120％，较其他很多国家都高。即使到2005年使不良贷款率降至15％也依然过高。
胡祖六建议，中国应一次性解决银行问题，再注资、再剥离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并且这一“再注资、再剥离”应是最后注资、最后剥离，因为它不能再有第三次。
其理由是：第一，过去五年的银行改革基本属于渐进式改革，收效甚微。客观地说，就是力度不足、步伐偏小、速度显慢，不会根本上解决银行的症结所在，中国的银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险境。
第二，国际上的成功案例都是快刀斩乱麻性质的。国际经验表明，解决银行问题绝不能犹豫不决，拖延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成本扩大。如美国的ＲＮＴＣ，一次性接收银行所有不良资产，用5年时间全部消化。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度高达20％，韩国政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用3年时间把银行不良贷款降至去年的3％。反面的案例则是日本，1989年以后日本银行就出现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日本银行的不良贷款由1997年的5％增加至去年的12％。目前，国内有些人期望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使银行问题自然而然得以解决，胡祖六认为不能盲目乐观。
第三，现在正是彻底解决银行问题、彻底剥离银行不良贷款的最佳时机。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为银行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环境。经济增长强劲，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信心充足，银行改革可能导致的信用紧缩和通货紧缩还能够承受。一旦经济出现逆转的时候，银行改革的难度将越发增大。
第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种承诺进入倒计时阶段，现在外资银行可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5年后便可向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另外，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升级使资本流向更多的地方，如股市、债市、海外等，那时的资本环境绝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有利。这也逼迫着银行改革步伐应当加快。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有能力、有资源一次性解决银行问题。如果一次改革或剥离不彻底，就会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剥离埋下伏笔，并且多次出资效果不好，还丧失了政府的信誉，加大了银行改革的财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胡祖六还强调，政府在这件事中具有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的银行，不能因为成本昂贵就推卸自己的责任，归根到底，银行的问题根本上是由政府当局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而造成的。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是百分之百的私人金融机构，放款对象也是百分之百的企业或居民，而当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家也会拿出钱来解决。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政府都曾经扮演过这类角色，且承担了相当大的财政成本。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像我国这样的有资源、有能力的国家。尽管银行改革最终的成本可能是30％的ＧＤＰ，需要很高的国民储蓄率和充足的外汇储备，但要看到，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如果中国不能解决银行的问题，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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