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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一周年
本报记者 夏金彪
9月13日上午，作为第六届北京科博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全国百佳医院院长论坛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一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办方的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是ＳＡＲＳ之后，北京地区首次全国百佳医院及北京地区的三甲医院院长大型聚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去年9月1日开始实施，可以说‘条例’牵动了各地医院院长的敏感神经，这次百佳医院的院长们云集于此，可见他们对此的重视程度。”
法学专家与医院院长有分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无疑十分看好“条例”实施一年的效果：“去年12月31号，全国统计情况来看，患者的败诉率大幅度提高，医院的胜诉率大幅度提高，医院事故的绝对数没有增加。”对于举证责任倒置，他进一步强调：“不要盲目听别人说举证责任倒置对与不对，其实是对的，实施结果对医院也是有利的。”他解释到，从最后实施的情况来看，事实证明追究过错的模式，最后给医院医生创造了条件，医院能够有效运用科学技术证明自己没有错，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提醒广大医院院长。
但院长们好像并不领情。作为院长代表发言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苗志敏院长认为：“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后，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他一口气列出了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后，可以说对医疗行为做出了处理，但对病人家属向医院闹纠纷却没办法处理；第二个问题，因为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多数医生人人自危，看病的时候、写处方的时候，首先想到是不要被患者投诉，没有创新热情，这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是致命的；第三个问题，大多数医院是国家资产，有些院长为了避免医患纠纷麻烦，而轻率赔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国务院法制办教科司司长史敏对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提出反驳：“我不主张用这个提法。”她认为，关于举证责任倒置，我觉得这个是法律理论研究的概念，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只是在第28条规定，要提出鉴定的话，双方应该提供什么资料，对于医院有一些特殊要求，要求医院应该提供一些客观病例，患者有权复印，但对医生的有关分析的情况是不能得到的。
她说，在法院审理案子或者提供鉴定的时候，医院要把这些主观病例封存提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4条第8项，对于医疗事故要求医院举证，医院就是不是医疗事故或者有无因果关系提出证据材料，如果说这样的话就叫做举证责任倒置也可以，但是我认为这还是叫谁主张谁举证。从立法者的角度，我不主张用举证责任倒置这个概念在报纸上宣传，从理论上讲，举证责任倒置有丰富的内涵，不是用几句话能讲清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上午的座谈因为有官员在场院长们说话显得比较拘谨。下午的自由讨论时间，院长们纷纷抢着发言。会议主持人不得不几次打断院长们的发言，强调每位院长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但许多院长的发言还是纷纷超时，会议结束比预计推后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参会的专家对此评论，下午的讨论会变成了院长们的集体诉苦会——医疗事故就像一柄悬在院长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就会降落在他们的头上。
第一个抢着发言的是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院长商广喜：“现在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医院职工没有一个愿意让孩子再考医学院校。”北医大三院院长敖英芳接着发言，认为医疗事故现在相对变得少一些，但医疗纠纷多了，法院裁定不判赔。于是患者去找医院，这样给医院造成了影响。
北京中医院王莒生院长也向记者抱怨到，在市场经济下，医院要去盈利，本身与患者希望少花钱、看好病存在着一个矛盾。为了避免医疗事故的出现，找不到误导病人的证据，使得病人和医院的关系更紧张，纠纷更多，部分病人的家属也利用新的医疗事故条例和举证责任倒置打官司。
院长们纷纷发言认为，“条例”颁布后医疗纠纷多了，在判定医疗事故中，存在着医疗机构和法院之间的矛盾。有些院长建议建立专门的医疗法庭或者专门的医疗事故法。
卫生部医政司的吴明江司长分析医疗纠纷增多的情况认为，一是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的就医愿望越来越高，而且维权意识也增强，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目标，就会引起医疗纠纷。二是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相对滞后，医学是个高风险的行业也容易产生医患纠纷。
他提出了避免医疗事故、纠纷的建议。第一，切切实实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为主的方针很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规范、人员的培训建设，除了技术的培训、能力的培训以外，很重要的是法制意识的培训。二是加强医患沟通，重视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新型的医患关系。第二，加强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专家的培训。医疗事故鉴定不是学术争论，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但是整个鉴定程序要规范，不然鉴定结果也容易引起医疗纠纷。
医疗体制积重难改
一位院长私下告诉记者：“医疗纠纷是医患关系恶化的结果，而医患关系的恶化是有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他认为，医患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对付的是疾病。但由于政府长期对医疗机构投入不足（中国人口占世界22．5％，国家卫生费用投入只占世界卫生总支出的2％），导致“以药养医”的状况长期存在，恶化了医患关系。
据了解，在城市，为了抛掉医疗费用这一沉重包袱，这几年进行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这个重大医疗制度改革，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低水平、广覆盖”。由于是“低水平”，许多患者得不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一些下岗职工根本无法承担“个人负担部分”。在农村，由于合作医疗已经名存实亡，许多农民根本看不起病，而医院“以药养医”更是加重了医患矛盾。
孙东东教授告诉记者：“当前医政管理体制没有改的情况下，可以小范围的局部进行改革，特别是从产权制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像北医、协和等大的医院能不能成立医院产业集团。集团上市，医院作为国有资产持有者入股，医护人员作为个人股东入股，到社会上去筹钱，解决国家投入的不足，逐渐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的模式，缓解医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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