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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殿学
七十三岁的皮淑风老人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民安胡同十三号院和十七号院。据皮大妈介绍，她家祖上共传下私房十一间，院子近500平方米，在一次拆迁中其围墙和两间房被全部推倒，并在房子四周施工，现居住的房屋已向外倾10厘米。于是，皮家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其恢复围墙。9月4日，皮家在东城法院拿到了判决书，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
求。
皮淑风的儿子孙锦川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2001年10月28日，开发商贴出布告要在“民安地区”实施危房改造。邻居相继搬走后，此地只剩下皮家。此后便有一帮不明身份的人多次来到皮家，皮家要求来人出示拆迁许可证和拆迁资质证明，他们先后说出三个拆迁公司，皮家到这三个拆迁公司询问，三家公司回答根本没有在此拆迁。
2002年1月24号晚8点多，拆迁公司的经理再一次上门与皮家谈话，没有谈成就走了，10分钟后拆迁公司的人送来盖有东城区国土房管局公章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通知单”，让皮家人第二天到国土房管局谈话。国土房管局的解决方案是：按皮家15口人6个房产证，安置6套2居室，但皮家必须拿出120万元。皮家要求用同样面积进行产权调换，没有得到同意。
孙锦川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2002年2月2日下午2点25分，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开着铲车来到我们家，扒毁院墙和2间房屋。我拨打110报警，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民警要求这伙人出示身份证明，这伙人当时拿不出，民警让他们把经理找来，后来将我与经理一起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经理拿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的内容有：现在在未对产权人进行安置情况下，房屋先予拆除。（现已拆除2间）。下面是兴久诚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
2003年3月24日，皮家向东城区国土房屋管理局申请裁决纠纷，但国土房管局至今没有进行裁决，开发商继续施工。6月16日，皮家将开发商和拆迁公司诉至东城区法院，要求开发商恢复围墙和供水供电。
开发商辩称：
皮家所有17号院位于拆迁范围之内，我们是按19号文的规定进行拆迁，皮家所述的院墙已拆、水电不能使用属实，因周围均已拆除。在拆迁之前，中心委托北京普阳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17号院的房屋5间及其附属物进行了评估作价，院墙及供水供电设施已经包含在房屋作价款中。
孙锦川认为这次拆迁是转包拆迁，因为开发商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里有一份东城区住宅中心与拆迁公司的委托拆迁协议书，协议正文里的甲方是“住宅中心”，乙方是“兴久诚公司”，而甲方盖公章处盖的是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第二经营部的公章。“拆迁许可证”上的拆迁实施单位是北京市东升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和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而实际的拆迁公司是兴久诚公司。
孙锦川还发现，开发商给法院提供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发给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间是2002年1月16日，在取得拆迁许可证时间之后，而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才能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孙锦川要求法院对此进行审查。
在记者参加的一次开庭中，开发商出示的拆迁许可证复印件上没有公章，孙锦川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开发商出示拆迁许可证原件，开发商诉讼代理人出庭去拿原件，但是没有拿回。孙锦川告诉记者：“后来出示的拆迁许可证复印件上有了‘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的公章，但仍没有出示原件，只是签有‘经核查，无误’的意见，并加盖了北京市东城区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的公章。即使我们认可他们的拆迁许可证，但是他们从规划部门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时间是2002年1月16日，国土房管局怎么可能在开发商没有取得规划部门的许可证之前就发给其拆迁许可证呢？”
东城区法院驳回了皮家的诉讼请求：
2001年10月26日，住宅中心取得了民安危改二区、三区的房屋拆迁许可证，2001年10月25日，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第二经营部与兴久诚公司签订委托拆迁协议。2002年2月2日，兴久诚公司实施拆迁。
住宅中心既然领取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就有权对位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皮家虽然对开发商提交的拆迁证可证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拆迁许可证加盖了北京市东城区国土房管局的公章，原告又未对此提出驳倒开发商这一证据之证据，故此拆迁许可证本院予以采信。
而拆迁是将被征用土地上的居住人口迁往他处并拆除被征用地上之附属物的活动，原告以开发商违法拆迁为由要求其对已经拆除的院墙和供水供电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有悖常理，对此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取得拆迁许可证在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后而导致拆迁的法律依据取得程序不合法，委托拆迁合同系转包、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一节，系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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