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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障碍，加强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15．1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村劳动力的耕地面积增加和农产品商品化比率提高，农民收入才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的增长。以地广人稀的美国为例,农业人口比重在1870年时为50%，1920年初步完成工业化时尚有30.1%，1955年时下降到11.6%，到2000年只剩下2.2%。在欧洲以农业著称的法国,1840年产业革命刚开始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1.9%，1930年下降到31.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一
比重下降为1960年的22.1%,2000年时仅剩3.4%。与我国同属地少人多的的日本、韩国也不例外。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农业人口高达70.1%，1950年降为48.3%，到2000年仅余3.9%。韩国在1963年农业人口仍为63.2%，到2000年只剩8.7%。从上述经验数据可看出，只有就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城乡收入水平才不会有过大的差距，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才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大致相当的经济福利。15．2我国从1984年以后的经验也同样证明了上述规律。1985年到1980年代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吸收了1.2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业，出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喜人局面。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则有大约8000万农民工进城。但是从1997年起，国民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势头，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回流农村。而且，产品过剩，市场竞争激烈，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技术、管理能力较低的乡镇企业难于和1990年代建立的三资、民营企业竞争，纷纷停产、破产，使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农业。以致在1990年代末，农业从业人员不减反增，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出现了停滞、徘徊，农村、农民问题因而转为严峻。15．3相对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减缓，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正在日渐扩大，流动的速度也正在加快，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下降，上述劳动力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15．4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并形成异地就业、回乡安家或创业的模式，与家庭承包集体所有土地的制度密切相关。这样一种非农就业的模式近中期看，将会是中国农民增加收入、建设家庭、进行非农创业及进入小城镇的重要基础。他们通过广泛接触大中城市的现代生活和在现代工业的纷围中学习，不仅获得了许多信息、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积累了进行非农创业的原始资本。显然这样的流动模式是当前制度框架下农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15．5支持农民的这种流动就业应该是政府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关注的重点。我们认为在农民自发的这种流动就业中，政府政策应予以重点关注的方面包括
消除目前大中城市关于农村居民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积极鼓励吸收农村居民就业的企业及其他团体。帮助各级政府建立对农民流动就业的管理，使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能够相互密切合作，就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进行创新。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把全国人民分成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进城的农民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和子女教育的权利，难于落地生根。去年有些地方推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政府早日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使进城的农民可以安居乐业，权益得到保障。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如果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估计届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降到45%或更低，也就是会有将近15%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来。如果中国到2020年有15亿人，15％也就是2亿多人。对这2亿多人来讲，城市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生活环境，这就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果他们受教育的水平高、质量好,就能比较快地适应非农产业和城市的生活；如果水平低、质量差就会出现许多调整期的困难。所以，农村教育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落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刻不容缓。
目前我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的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但是，这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各地经常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形，非常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为了落实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也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议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来支付。目前农村小学教师人数约380万，初中教师人数约223万，如果按小学教师每人每月中央负责支付工资500元，初中教师每人每月中央支付工资800元，两项合计全年预算为441亿元，仅为2002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10390亿元的4.2%，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总额7332亿元的6％。这项政策若一时未能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建议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农村地区率先实行。农村初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中央政府承担后，应该建立专款、专账、专用的制度，避免出现县级政府挪用、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形。这项政策可以实实在在的减轻农民负担，并且，完全符合义务教育的精神。这是既利国家长远发展，农民又可马上蒙其利的政策。
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成本。采取更为开发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于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的专门培训。目前这些位于地（市）、县一级的农业中专学校和农村职业高中长期由地方政府负担所有的费用，不仅使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造成这些学校没有积极性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对专业、课程、培养对象进行灵活多样的调整，造成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如果将政府过去的直接财政投入改变为对参与学校建设的私人投资者的补贴，整个的局面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支持重点，中央政府应该集中在中部地区（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见下一节），而不是支持所有的地区。东部地区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不需要获得这种支持，西部地区的农民面临着如何摆脱贫困和保持收入的增加。而中部地区不仅农村人口集中、土地资源压力大，而且是流动就业的主要流出地。同时中部地区农民的流动，无论是教育水平、收入水平都要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公共投入的边际收益显然会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只有进一步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完善土地承包制度，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可能是平稳和低成本的，才能避免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经历的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弊病和难题。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的各项政策和管理制度，一方面必须避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过于强化，从而导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也将有利于城镇化过程中过渡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出现任意剥夺农民财产权利的不良倾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长期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农户间可以有偿转让。如此，进城农民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和回乡创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3-9-16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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