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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周建莉
“管理层收购(MBO)”、“国资退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是今年不逊于“SARS”的高点击词汇，如果说去年有关国有资产的出路问题还停留在理论探究和百家争鸣当中，今年对于国有资产已经动了真刀真枪，开始了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嬗变。
一直被西方极端推崇的管理层收购被国家财政部叫了停，理由是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者们的收购热情并没有因此降低，反而引发了更多人的兴趣，有的在变通方式，有的在韬光养晦，当然也有的在铤而走险。作为国外拥有几十年成功经验的管理者收购为什么在中国暂时无法通行，其实更多的问题并不是MBO，而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反复强调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能作为完全的借口，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去监督完善，关键我们有没有或想不想去制定这些规则。日前到一家国有企业去调研，看到仍与其上级主管部门在谈判在要挟，如果将价值一个亿的国有资产以3000万的价格卖给经营班子，班子将保证让企业每年盈利2000万，否则将继续每年亏损1000万。据说政府已经有点扛不住了。所以再不出台有关的管理者收购法规，我们的国资即便不被流失，也会像冰棍一样地融化了，最终也会一无所得。
好在国有资产的新布局已经吹响了号角，号角声声来自新成立的国资委，在李荣融主任信誓旦旦的发言中，已经规划了国资的布局趋向，先是极其明确地划分了国资重点发展的5个方向，其次对现有国资的目标给予了指明，要成为行业前3名，最后标明了后果出路就是被整合及重组。每一个国资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在如此明晰的局势下都应该对号入座，不要再观望和侥幸。于是北京提出了百户国企与外资民营的重组，上海发动了5000亿国资的退出，重庆掀起了千亿国资的叫卖，还有浙江、山东、江苏、陕西和四川，国资退出之声不绝于耳，大有燎原之势。
于是乎担心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相关的国资监管和退出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各级政府和企业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水平也不尽相同，各种借退出真流失的情况在屡屡发生，某地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国企最后被经营层10余万元控了股，此类现象的不断发生肯定对国资的有步骤退出产生负面效应，甚至成为叫停的导火索，究其根源还是法律法规的滞后和不健全，诺大的国资仅靠个把暂行条例支撑是远远不足的。把国资的退出当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点也不为过，包括了国有资产退出的目标、退出行业的选择、退出的次序设计、退出的承接方限制、退出中的承接方资金来源问题、退出中的作价和转让方式、收回资金的使用方向与方式。我国国有资产退出所收回的资金使用方向必须是多元的、原企业的职工就业与分流问题、退出后的监管问题、退出成效的评估等等。恐怕不是每个操作国资退出的企业和政府都能想得面面俱到吧。
国资的重新布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表明了理念的进步和市场规律的回归。其实不管是管理层收购、民营企业的收购还是被外资并购，企业还在中国国土，GDP也没有为此减少，只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都应该大力提倡与支持，当前要争论的不是国资的退与如何不退，而是在政策和法律上保证如何退好。
国资委时代国资嬗变新政
○许定河
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根本转变，不仅会引起国有企业本身发生大变革，而且可能会引起整个中国企业格局的大变化。
而倍受业界关注的还是，国资委时代国资嬗变的新动向。从最近颁布的《条例草案》来看，“通过管资产、管人与管事的合一，给予国资委更多的实际权力，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为落实《条例草案》，国资委近日可谓招数频频。
国资瘦身术：圈定5大产业
2003年7月10日，近200名中央大型企业的老总们在北京聚齐。这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召集所属企业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工作会议。由于这是目前中央国有企业的第一张全家福，会议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首次对所属企业明确提出了未来发展的5大领域。这就是：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重要的资源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必须成为这5大领域所涉及的行业的排头兵。李荣融说：“我希望在两年之内，各企业必须成为行业的前3名，达不到就尽快找婆家，否则我会给你找”。
从国企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十五大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今天明确地提出国有企业将重点关注5大领域，显然，国资瘦身术的轮廓越来越明晰。
在谈到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李荣融强调：国有企业首先要在做强主业上下功夫。他说：“今后我们对中央企业考核的重点要放在主业上，要看主业利润的大小，在考核目标体系中要加强主营业务的权重，促进中央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主业上，放在提高核心竞争能力上”。
李荣融还代表国资委正式提出，今后的目标就是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调整，在2010年前后培育30到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中央企业中的中石化、中海油、上海宝钢等一批企业已经开始了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对标”工作。
大整合时代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国资委负责监管的中央企业是196家，但2003年7月10日召开的中央大型企业的老总工作会议上企业只有191家，少了5家，这些企业的去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减少的5家企业已经被并入到其他中央企业中。具体包括：中煤建设集团公司并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并入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并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中国药材集团公司并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华清实业公司并入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
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表示，国资委在组建之前就初步确定，对196家企业中的14家企业进行合并重组，这5家企业合并是国资委成立后推进实施的。
“今后随着企业兼并流动，还会出现新的重组。”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还说，目前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只有11家，今后国家将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尽快培育和发展30到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跨国公司多少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所以中央国务院方针是明确的，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大企业、大集团。”李毅中强调。10家大企业的合并已获批准，原196家中央企业内部的整合行动也已暗蓄风雷。李荣融同时表示，对于196家中央企业的全面整合“将于明年开始”，要实现两大集中的原则：一是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优势企业集中。
“现在各行业都在拿方案。”李保民透露说。其举例称，196家中央企业中有19家是科技企业，其中如有色金属总院(总公司)、钢铁研究总院和长沙的矿冶研究院，现正谋划整合成一到两家科技控股公司。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目前国家直接拥有的9000多家企业，最终将可能保留1200家左右，其中将成立30至50家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公司。但是，“对于李荣融主任提的5年内实现30-50家的整合目标，我不是太乐观”，李保民坦承说，“因为地区、行业、部门、人事之间的界限，很难打破”。故“量的减少是可以的，但30-50家不太可能达到”。
业绩军令状
科学地评估企业、有效地激励企业管理层，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前提。国资委近日宣布：从明年开始，要与所有中央企业签订业绩考核合同，从薪酬和升迁等各方面激励企业高级管理层。
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应邀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二次常委会的分组讨论时表示，鉴于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所属企业没有经营目标要求的现状，国资委明年将全面启动目标管理。
他说，根据出资人有权对经营者提出目标要求的原则，国资委作为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将通过与国有企业签署合同等方式对其提出经营目标。
过去中央企业没有合理的经营者薪酬制度，企业老总挣多少钱自己说了算；企业的人事任免与党政干部相似。国资委也将采取措施改变这些状况。
不久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企业人员的工资将向其他所有制企业工资待遇看齐，国资委将建立有效的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可以综合运用年薪制、持有股权和股票期权等多种薪酬方式。
消息一经宣布，立刻引发了新一轮对有关“国企老总价值”和“薪酬”问题的关注。譬如，“国企领导者到底价值多少？该给他们什么样的薪酬才算合理？”“年薪制、股权、期权实行是否真正能对国企老总起到激励作用？”“如果企业老总的工资一下子升得过高，员工是否能承受？随之带来的企业整体人力成本加重，会不会造成国企不堪重负？”
据了解，国资委正在制定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以及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将分行业、分类别建立，指标不求多但求准。
当然，就国资委提出的业绩考核问题，诸多国企老总有各自的思路。
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赵新先说：“业绩主要包括成本管理、利润管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我建议的就是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来建立这样的指标”。国企老总们指出，这个量化的指标要根据国际国内市场、行业和企业历年经营的情况来科学地制定，突出可操作性。同时，国企老总们还认为，年薪制、持有企业股权和股票期权等薪酬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资制度、分配制度，我不主张把期权搞得太大，能够占到他收入的10%左右”。有人还建议创业阶段的国企主要实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成熟国企主要实行期权制。对于考核不过关的企业负责人，要是因个人管理不善造成的，可以降低收入，调离岗位，要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应当区别对待。
出资人到位
国资委首任领导、与国企和国企改革打了多年交道的李荣融曾坦言，以往虽对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但国有资产管理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并没有真正解决，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没有真正分开，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由多个部门分割行使，一方面造成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影响了政企分开。
国资委的成立与随后公布实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被公认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因为“从本届政府开始，从我们的组织机构上就把公共管理社会的职能与所有者的职能开始分离”，“国资委是出资人代表而非行政机关，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和出资人的到位，必将大大推进国企改革的步伐。”李荣融如是说。
作为经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国资委将负责指导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并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对截至去年底拥有资产总额6.9万亿元人民币的196家中央所属企业进行直接监管。
制度先行
在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李荣融表示，为了推进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建立法律法规体系和各项规章制度已被列为国资委当前重点工作之一。
其内容主要是抓紧研究起草与《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和规章，主要包括：《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办法》、《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产权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暂行办法》等。
与此同时，国资委还将抓紧出资人的层层到位工作，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推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
国资委权威人士透露，上述法规尽管已经列入国务院和国资委2003年立法计划，但由于需要综合多个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和多方讨论，不会也不可能在今年和盘托出。为了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这一系列法规将在今后5年内陆续出台。
中央和地方的产权边界划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这次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转化深层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促退”，即促使国资从分布广泛的领域中更快转化；第二是改善需要保存下来的国企的治理结构。
如果能够充分理解上述两个目的，新国资体制的核心应该是中央和地方产权边界的划分，当然这不是指划分资产，而是指中央对地方所属企业的权利界限在哪里。中央肯定会保留对地方政府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的某些权力。
张文魁认为，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使产权的资产应只保留4项权力，第一，由中央统一确定须由国有资本控制的领域；第二，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股转让须符合公开性、竞争性的程序，以保证不发生大规模的国资流失；第三，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股转让收入的使用办法以保证职工分流和社保以及国企显性和隐性债务能得到优先解决；第四，由中央统一确定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内容和格式。只要中央掌握这4项权力，地方就可以大胆地“转化”，而且“促退”就不会出大的问题。
国资改革大事记
1988年8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行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全部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这意味着在政企分开之外，首次提出了政资分开的概念。
1993年以后深圳、上海等地开始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探索。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过程中，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被撤销并入财政部。在同一次机构改革过程中，机械、化工、内贸、煤炭等15个以主管行业内企业为主要职能的专业经济部门被改组为隶属于原国家经贸委的“局”，并明确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2001年2月原国家经贸委下属9个国家局被撤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布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将在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地方政府大摆国资盛宴
○戴敏
“层层政府都希望在本届出政绩，地方政府卖掉企业可以先套现一笔钱，先建一个政绩工程。”经济学家刘纪鹏指出，“在国资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现在是突击转让最好的时机，这是一种普遍心态”。
地方政府否认地方出售国资与国资体系改革有直接联系，但无论如何，地方政府趁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吃好最后一顿晚餐的心态普遍存在，在做法上也推陈出新。
上海
5000亿国资先整合再出嫁
改革“路线图”尽显沪派风流
近几年上海在探索和研究自己的国资改革模式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于新一轮国资改革，上海更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付出极大的努力。
作为国资重镇之首的上海，却已经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之中启动了一场10年来最大规模的国资重组：首先是4月6日，上海国资办宣布组合4家国资集团，成立中国最大的商贸流通集团——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紧接着，6月9日上海国资办又批准组建中国规模最大的旅游企业集团——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在这两大手笔之后，一艘由冠生园集团、上海烟糖集团、梅林正广和集团等数家上海巨头组建的国内食品业航母也即将浮出水面。
伴随着3艘造价昂贵、匆匆驶出的国资航母，背靠着因强势政府而闻名的中国金融中心并没有受到责难，恰恰相反，李荣融评价说，“上海推动国有资产重组的整体方向是对的”。
事实上，这3个“国资航母”组建的过程均如出一辙：有形之手暗中发力，前期工作秘而不宣，摊牌后低调运作。
“对于这样一个个行业的再造，无疑将要考验上海政府的智慧。而上海的大手笔，也会为已经拉开大幕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示范。”原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评价说。
包装整合——大型化——股权转让——多元化——引入竞争——国际化，这种“先包装整合再出卖”的做法是国资改革“沪派风格”的延伸。
“香槟”已经开启，“航母”也已下水。随着百联集团和锦江国际的先后启航，事关5000亿国有资产出路的新一轮上海国资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两艘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拼装”起来的企业航母究竟能开出多少马力，同时又究竟驶向何方？
“上海国资委形式上是拼盘，但是拼盘要形成一个菜的话，必须有内在的整合，而同样上海组建的大企业比如百联和锦江依然是一个拼盘，如果拼得不好根本无法发挥效应。”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说。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家觉得上海国资改革是雾里看花的时候，申万研究所却春江水暖鸭先知。该所在近期完成的一份题为“温故知‘新’——上海本地上市公司历年重组回顾及03年展望”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总结1997年以来上海重组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先前的重组更多属于短期的“治标”式重组，可持续性差，预期今后的重组将会引进先进体制、机制与发展上海重点产业相结合。
报告认为，未来上海上市公司重组的思路主要是：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股权多元化打基础，积极推动外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优化整合国有存量资源，以及多数领域的积极退出。
北京
3000亿百户国企与外资、民间资本并购重组大餐
196户中央企业明确归国资委主管后，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近期似乎有快马加鞭之势。7月17日，北京市推出了“北京工业百户国企与外资、民间资本并购重组行动”。这似乎可以看成北京市改造国资的浓墨重彩之笔。
“这样大规模引进外资、民资重组大型国企，在北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此间，主管北京工业的副市长陆昊向新闻界表示，北京工业没有不能合资的领域，没有不能控股的企业。这次北京是“靓女”先嫁，能拿出来的好企业都拿出来了。
据悉，按新的企业划型标准，北京市共有26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中中央企业74户，市属企业186户。在186户市属企业中，有上市公司20户、合资企业31户、亏损企业13户。186户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约1882亿元，利润总额约24亿元。虽然大部分企业已经过改制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股比重过高的“一股独大”状况仍普遍存在；并且尚有一部分企业仍为国有独资。就整体而言，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仍是制约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引进外部资本，加快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已成为当务之急。
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周毓秋介绍，这次百户国有工业企业与外资、民间资本并购重组共推荐了127户企业。在参加并购重组企业的选择上，北京市坚持了两条标准：一是以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企业为主；二是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高于100%的不选、长期严重亏损的不选。按上述标准，这次推出的并购重组企业共104户，其中大中型企业69户；104户企业总资产约252亿元，主营产品销售收入约121亿元，在职职工约75521人。其中控股公司推荐87户，区县推荐17户。
据悉，北京市此次推出的并购重组行动，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投资者可选择多种方式。一是股权和产权并购，即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或产权的转让；二是盘活存量资产，即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债权、资产的转让；三是增资扩股，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通过吸收外国投资者或民营企业投资，扩大企业股本规模。相比上海、深圳动辄百亿元的国资处置“大手笔”，北京的国资改革虽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北京市一些有关部门仍“春江水暖”。
譬如，一些机构早就开始进行相关调研，来自北京市体改办的消息称，同时参与调研的机构有6家之多，其中包括研究机构、中介公司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组建的一家综合性产权交易机构——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2002年11月，北京市财政局将下属的企业一处、企业二处合并，为下一步成立国资办做准备。
北京市政府体改办一位负责国资改革的官员透露，今年2月，北京设立国资委、深化国资改革的工作就已同步进行。2月28日，北京市政府下达了本年度175项折子工程，这些折子工程由市领导领衔，相关单位细化承担，其中与本次国资重组相关的就有5项。
7月23日，北京市财政局一位参与组建国资委工作的官员表示，目前，全市国有资产的家底已经摸清，有3000多个亿。而北京国资委也正在组建中，几乎所有被访官员都认为，北京3000亿国资将随着该市国资委的成立有“新的动作”。此前，北京市政府授权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38家公司来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北京市国资改革长期以来主要就是采取这种“中间层公司”的模式。实质上，全国范围内，与北京采取一样模式的就有12个省市，只有上海和深圳等个别地方在探索新的路子。
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资都将移交给北京国资委统一管理，也将进行并购重组。
重庆
千亿国有资产叫卖
难解“买方市场”难题
作为西南重镇，重庆在叫卖国有资产时遇到了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不同的瓶颈，也因此带来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历经磨难”的重庆南川市先锋磷肥厂进行股份制改造事件既是一个佐证，也是重庆人心中一个伤痛。
2000年，南川市经委决定对已局部停产的国有化工企业重庆南川市先锋磷肥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方案确定为由职工持股并允许工厂原有领导层相对控股。然而，当时该厂的账面净资产为1400多万元，原厂长只愿意出价50万元购买价值1050万元的国有股权。经委决定改变原方案，对国有股权进行拍卖。
在应标期内，仅有一个自然人买家应标，于是拍卖由竞标转入议标。
事情在买方入主工厂后发生变化。失去保障的工人感到不满，而原以为控股权势在必得而又未得的原厂厂长同样感到了失落，他与工人一起申诉。随后，先锋磷肥厂的产权转让被作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全面核查。
接下来的是劝退原买方，解除合约。此时已是2001年9月，买方入主先锋已是10月之久并进行了生产投入。经委只是返还100万元现金及利息，并未对该买家有任何补偿。
南川市经委只得对先锋厂的产权再次转让。在法定期限内，前4次拍卖公告均无人应标，被迫流拍。先锋化工的拍卖底价从2000万元降至600万元——这一数字正是南川市经委的心理底限，因为它刚好与先锋现有职工的安置费用抵消。直到最后一刻，2002年8月发出第5次公告时，经委才在视野范围内发现了一个有实力的买家——福建双赢集团。
先锋厂并非特例，相似的情况在中西部地区屡见不鲜。
对此，交易所总裁莫景杰深有体会却也无可奈何，“在深圳进行的国有资产转让，可能是账面净资产1000万元，评估2000万元，成交3000万元；而在重庆，这一顺序更多是倒过来的——账面净资产1000万元，评估500万元，成交300万元”。
仔细分析，有限的社会接盘能力的制约是主要原因。
产权交易市场的资本供给方即国有资产的潜在买方可以大致分为4类：本地资本、外国资本、东部民营资本、MBO(企业管理层购买股权)。
相对于其他3方，本地资本有更充分的动力去购买国有产权，但与其他西部地区一样，身为老工业基地，本地资本的出价和购买规模都不能满足产权供给方的需求。
外资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但目前以深圳、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纷纷以更抢眼的面目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开放领域抢先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扩展至银行、保险、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而对外资而言，无论从战略上还是资产质量上考虑，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吸引力都整体弱于东部。
同样，东部民营资本也为东部地区所圈定，他们的庞大购买力将首先被东部的国有资产消耗。
至于管理层收购，并不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变现的必要方式。因此，很难期待原有企业管理层成为国有资产的主要买方之一。
国有资本的退出与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可看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旦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投资者来接盘，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单方面的意愿和行动，难以真正实现。
而冗员安置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问题也不容忽视。
可以看出，重庆产权交易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造成的产权供给远大于资本供给，使得产权交易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国企沉重的债务和冗员负担又进一步增加了产权转让的难度，抑制了资本供给方的购买欲望。而这一现实将直接影响到产权交易的定价机制——在买方缺位时，国有产权被迫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将不会仅仅是个别现象。
在产权交易市场没有成立时，国有资产若以低于净资产评估的价格出售，主持操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会被认为无能，甚至难脱暗箱操作的嫌疑；但产权交易市场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国有产权或集体产权的代理人虽然可以免责，但当产权以低价成交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仍然受到损害，隐身的产权卖方——产业工人仍会因为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而质疑政府。
浙江
国资拍卖公司蜂拥而上
赶在国资委发挥作用之前，将国有资产尽快拍卖出去，这是诸多地方对国资处理的一致办法。相应地，各种背景的形形色色的拍卖行一下子冒出来，仅杭州市市区目前就有拍卖行70多家。反过来，这也说明“国资盛宴”的确成为事实。
作为浙江省组建最早、在全国同行中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综合性拍卖企业，杭州市拍卖行公司业务员说，“比北京都要多，竞争太激烈了”。
浙江富阳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目前有20来家拍卖机构在开展经营，其中绝大部分是杭州等地拍卖公司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少则一个人，多则三四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各显神通”抢夺标的物。
随着拍卖业的兴起，拍卖成为浙江人的时髦行业。许多高校教师、律师、政府公务员想方设法挂靠某家拍卖公司，报考拍卖师，取得有关资格证书。
浙江省财政厅国资综合管理处官员证实说，去年，到财政厅申请拍卖国资的公司上升非常快。似乎所有人都“听到了国企要大批改制的风声”。
目前浙江全省有资格拍卖国资的公司有130多家。“要不是财政厅控制，数量还会多。”这位官员介绍。
利益驱动看来永远是商家坚持的信条。
“国资标的大，通常是总体拍卖，利润较高，而且拍的时间很快。”一位拍卖行的业务员说，“大家很愿意接纳这种业务”。
但国资拍卖过程中能否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能否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显得尤为敏感。
据一位宁波市亲自参与改制程序的人士透露，“政府对于改制是有时间表的，比如他们规定5月份一定要完成80%，6月份一定要卖完，因为改制是号召性的，所以企业本身的损失往往很大”。
一种惯用的做法是这样的：政府打算安排某家国企在什么时间出售，对于政府来说，如果不想花精力冒风险重新再去找一个人经营企业，一般是希望管理层购买，地方小企业则一般动员厂长直接购买。厂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大幅压价。“怎么办呢？双方讨价还价，从评估的100万到80万到50万最后30万成交。”一位曾参与谈判的银行人士说。
这样一来，以后的拍卖不过是走过场，企业的起价早不是100万，在事前的安排下，厂长最后顺利夺标，完成改制。
一位地方官员承认，“地方政府担心国资体系完善后，出售行为一旦成为全国各地的一致行动时，手里的资产未必能卖个好价，抢先出招不过是想打一个时间差”。
财政部对各地提出的限时定向出售国有资产感到很担心，“因为这样就很难避免国有资产不会被低价转让。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财政部企业司一位人士说。
江苏
117亿国资待嫁
资本大鄂蠢蠢欲动
在“两会”闭幕不久的日子里，4月10日，“江苏省利用民资外资改组国有企业项目推介会”，在南京召开。
此次江苏省一口气端出了涉及资产总额达649亿元、可重组资本为117亿元的282个项目。其中地方项目259个，涉及资产总额346亿元，可重组资本60亿元；华融、信达、长城、东方4大金融资产经营公司提供的项目有23个，涉及资产总额303亿元，可重组资本57亿元。
江苏省副省长李全林在会上透露，江苏省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与进程如下：到2003年底，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领域的改制和退出；到2004年底，基本完成相对重要领域的改制退出，国有资本从中小企业全部退出；到2005年，完成重要行业及大型国有企业以股份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改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集团数量控制在150户左右，从而基本完成各类国有企业的改制。
江苏省经贸委副主任张敬华声称受让对象不受身份限制，但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还是将重点锁定在了外资和民资身上。
具有战略投资意识、行业整合能力和强大资本实力为特征的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几乎必然地会在这一轮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会议主办方提供的参会客商名单显示，来宾中不仅包括了高盛(亚洲)公司、加拿大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罗斯福中国投资基金大批海外投行；还有花旗集团驻上海首席代表殷洪强，比利时联合银行南京分行郭西薇副行长，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陈凤麟副总裁，恒生银行南京办事处陆家欣等国外商业银行界代表；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各类海外中介机构人士也出席了会议；另外，一些国外明星公司的代表，比如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荷兰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伊藤忠商事南京办事处等，也前来谋求机会。
山东
6459亿家底摸清
开出国资药方
在地方国资改革中频出热点的山东又有新动作。7月22日，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省属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要求从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入手，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在3年内完成对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
“这次意见的出台是经过近3个多月的慎重考虑才作出的。”山东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今年4月，山东就开始准备国资改革的纲领，并进行了全省国有企业登记普查，由于SARS影响，耽误了一段时间，现在可谓争分夺秒”。
山东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官员称，为配合这次3年改革目标，山东将采取多项措施对省属国企进行大改组、大调整、大缩编。另外，将相当一部分省属企业下放到所在市、县管理，从此退出省属行列。
山东省经贸委企业处具体负责4月以来的摸家底工作，根据该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对山东省695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统计结果显示，2002年末这些企业资产总额6459.09亿元；所有者权益2026.45亿元；国有权益总量1862.8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74.44亿元。其中省级1153户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937.21亿元；所有者权益685.33亿元；国有权益总量676.4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5.60亿元，分别占全省的29.99%、33.81%、36.31%和47.82%。
“既然已经摸清家底，就应该拿出相应的药方了。”经贸委这位工作人员说，山东目前对省属国有企业的共识是，将通过授权经营、改制、股权转让、下放、重组和关闭破产6种方式进行改制和调整重组。
据山东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官员介绍，大约有100多人自2002年年底就常驻济南南郊宾馆，针对山东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操作办法等10个课题进行专项调研。其中省长韩寓群亲自领衔调研“调整经济结构问题”这一课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组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调研活动，“各重要部门的主要人物都参与了”。
西安
快速逼退500亿国有资产
“通过挂牌的形式出售近500亿元工业资产，两年内市属工业将只保留少量国有资本，而无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同时向社会推出了第一批60家优质企业。两会前夕，西安国企改制计划被披露。
这一消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短短三四天时间里，市经委企业改革处就收到咨询电话500多个，200多位人士登门咨询。
据悉，这一大规模出售国企的方案是西安市1月初推出的《西安市工业振兴计划》的深入和细化，这项计划提出：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5年翻一番，2006年达到1950亿元，年均增长16%；工业增加值达到527亿元，年均增长15%，还提出，“通过两年的努力，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全部退出”，要“建立劣势企业的逼退机制，加快优胜劣汰步伐”。
对国企实行快速逼退的办法，是西安市政府“无奈的”选择。国企比重“过高”一直是西安市经济发展的“心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认为，“西安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本质上是所有制结构上的差距”，市工业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比重超过70%，大大高于40%的全国平均水平，更是大大高出一些沿海地区。
这一改革计划无疑是“军令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研究员认为，“这次难度确实很大，但再不做就完了，国有资产改革越慢，国有资产流失就会越大，资本市场的评价就会越低”。
如何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定会触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张宝通认为，改制方案应尽量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位国企负责人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国企希望政府、收购方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一方面不应指令性规定某国企必须跟谁重组或让谁收购，也不应指令收购价格，一切都应按当事企业双方自愿达成收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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