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女性更爱好和平(图)

林德（左）和杨澜在一起。　　杨澜访谈录：安娜·林德

　　杨澜

　　安娜·林德，瑞典外交部长，1957年出生，20岁步入政坛，先后担任瑞典社民党青年联合会主席、国家酒精与毒品政策委员会主席、斯德哥尔摩市文化、休闲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瑞典环境部长等职务，从1998年起出任外交部长，曾代表瑞典政府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北欧各国是世界上女性参政比例最高的地区，就拿瑞典来说，议员当中有40％是女性，而在任的22位内阁部长当中，有十位是女性，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就是现任的外交部长安娜·林德。

　　杨澜（以下简称杨）：在接受外交部长的任命时，您曾经犹豫过吗？

　　安娜·林德（以下简称安）：我的确犹豫过，但我必须说明那没有多久，因为我很快意识到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会后悔的。

　　杨：为什么？

　　安：我认为处理国际事务非常具有吸引力，从对政治感兴趣开始，我发现这是最有意思、也是我最投入的领域。

　　所以在得到了家人的同意后，我马上接受了这个任命，尽管在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环境部长和一个外交部长有这么大的差别。

　　杨：您是否熟悉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个名字？他是美国的一位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授，他在一篇题为《女性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的著述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不那么好斗，所以如果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特别是能成为领导人的话，这个世界将更加和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安：我并不确定是否女性更爱好和平，或者世界会因此而更加和平，但我认为即使是基于公正，女性占人口的50％，那么女性领导人也应该相应地占50％的比例，而且我认为在各种团体中，如果男性和女性都一样活跃，就能创造更好的氛围，对大家都有益。同时我认为这也能为政治决定奠定更好的基础，我也希望女性能在某些领域中有更独特的观点，但我认为说女性比男性更和平是非常危险的。

　　对林德的采访是在她办公室隔壁的房间进行的，我们被告知这间房间的主人———国务秘书正在享受他三个月的“产假”，而他是一位男性。

　　安：我认为在瑞典，我们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整个社会对照顾子女的尊重和理解。比如这间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他准备每周抽几天去幼儿园接孩子，我也一样尽量抽时间。

　　杨：您能做到吗？

　　安：偶尔会。在我刚就任时，我很难做到，因为我要证明我是一个高效率的外交部长，后来我请到一个保姆帮助我照顾孩子，后来我开始抽时间离开办公室，去学校接我的孩子。因为我认为这对于维系母子之间的感情非常重要，同时也能身体力行地表明：我们能兼顾事业和子女。否则，将来很多妇女都不得不面对子女和事业间的抉择，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女性们不再需要作任何选择，而可以二者兼顾。

　　与温和的慈母形象相反。年轻时的林德可谓锋芒毕露。中学毕业之后，她就成为市政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瑞典社民党青年联盟中一个支部的主席，25岁时当选国会议员。

　　杨：最初您对政治中的哪些问题最有兴趣？这和家庭背景有关，还是有良师益友的引导？

　　安：我的家人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他们没参加任何党派，虽然我父亲对政治很感兴趣。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关于政治的讨论，是有关越南战争，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当时很有争议的是：瑞典政府在那个困难时期是支持越南的，但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村庄，村里人对我父亲支持越南运动的行为不甚赞同，我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其他国际事务后来是国内事务有了兴趣，但是我从来不想成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相反，我犹豫了很久，是否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

　　杨：为什么？

　　安：我当时认为政治是属于那些只想为己谋私利，或者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者的，所以我对从政十分犹疑。

　　杨：那是什么劝说或说服你去从政？

　　安：我从政是希望自己在所谓的业余时间更活跃一些，因为我认为政治很重要，也很有影响力。我第一次成为一个全职的政治家，是在我成为青年联合会主席（社民党青年联合会）。然后我想那只是一个例外，做几年主席之后，我还会回到我的专业———做一名律师。但是我从没能真正地回到原来的工作。

　　在过去的近两百年当中，中立、不结盟的国策不仅使瑞典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从一个欧洲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安定的国家之一。不过，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特别是欧盟的成立，一向独善其身的瑞典也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在这其中，林德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杨：瑞典在两百余年来奉行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中立制度，使这个国家得以始终保持着和平与繁荣，尽管瑞典始终坚定地贯彻其军事不结盟立场，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在欧盟乃至国际事务中，瑞典越来越积极地承诺和参与，这是否意味着瑞典的外交政策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呢？

　　安：在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上当然有所变化，因为我们意识到欧盟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看到欧洲外交安全政策和欧洲共同外交政策的重要地位。在军事决策方面，我想重要的是瑞典不会成为任何军事联盟的成员，所以我们没有申请加入北约。

　　杨：但是瑞典在联合国维和平部队中一贯十分积极。

　　安：毫无疑问，那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我们从不认为军事不结盟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有任何冲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军事不结盟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的结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杨：经常我们会听到有种说法：“瑞典现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你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安：有时候我们国内会有这样的争论，有人认为瑞典过去在国际政坛曾非常活跃，而现在在国际海事方面，我们不再活跃了，而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了，这种说法实际是对政府的一种批评，但我对此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在过去冷战持续期间，小国很难发表独立的见解，而瑞典却可以，我们也的确做到了。随着冷战的结束，所有的中小国家都希望有一席之地发表意见，更多的国家会就不同的价值观、公平、人权等等畅所欲言，从这一角度讲，很多国家就像瑞典过去一样。

　　早在2002年8月，林德就曾经代表瑞典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战争爆发之后，瑞典也始终站在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反战阵营一方，被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满地称为“老欧洲”，当然，对于这种“新老欧洲”的提法，林德的态度似乎更加不屑。

　　杨：瑞典定义自己为“老欧洲”国家？还是“新欧洲”国家？

　　安：我不认为有“新老欧洲”之说。

　　杨：为什么？

　　安：我认为我们都是欧洲国家，既是老的也是新的欧洲国家，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欧盟的新老成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

　　杨：您能谈谈您对于今年9月瑞典加入欧元区投票表决结果的预测吗？1994年时，我们曾见证过瑞典加入欧盟的表决，结果非常接近，52％对48％。

　　安：对，我想这次的结果也会类似，但是我非常希望表决的结果是通过，这不仅仅是我作为外交部长的希望，也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愿望，希望瑞典能成为欧盟中完整的一员，这将为瑞典的经济带来很大的益处。因为欧元较之小的货币，更稳定、更安全，尤其是一旦面临新的金融危机时。

　　杨：你的任期到什么时候结束？

　　安：到下一届选举还有三年。

　　杨：为什么您说您不想在外长任期结束后竞选首相呢？

　　安：如果成为更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比外交部长还要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我所付出的也越来越多，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希望能享受我的个人生活。

　　杨：我是否可以理解您会更愿意在某些国际性组织中任职，例如欧盟或者联合国？

　　安：没有，目前我尚未为我将来的事业作过打算，我只想把外交部长

　　的工作做好，并且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到目前为止，每当我计划自己的事业时，比如当年做律师等等，最后事实总与计划相悖，所以我想我现在作打算毫无用处。

　　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城市，三面临湖，一面与波罗的海相连，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与世界潮流融合在一起，也

　　越来越多地让国际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不过，政治家们的所思所想是否能被全体国民所认同，2003年9月

　　份，关于瑞典是否加入欧元区所进行的全民公决，就是一个最好的测试。

　　·新闻·

　　2003年9月10日，林德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家百货公司购物时遭到持刀歹徒袭击，手腕、胸部和腹部等多处被刺伤。11日，瑞典首相佩尔松宣布：“林德于今晨5时29分伤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