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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先：苦斗23年
像海明威笔下的与鲨斗争的老人，23年来，陈春先一直在奋力创业。只不过他斗争的对象不是鲨，而是自己的个性；斗争的地点不是大海，而是海淀——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
本刊记者杨超宣兴章/文
陈春先的家很难找。
走进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座老式居民楼，先坐电梯上11层，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再下一层楼，拐两个弯才能找到陈的已经有些破旧三居室。这房子是1981年物理所分配给他的。陈搬进去的时候房子刚盖好，22年过去了，房子的墙皮已经脱落，地板革磨得见瓤。盛调料的盒子放在书柜上，柜子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柜里塞满了发黄的旧报纸。唯一显得新一点的东西是一张几乎占满客厅的大会议桌，这是陈原来办公司时用过的。
陈一个人住在里面，他的爱人，也是他当年创业的伙伴数年前去美国了，与大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在深圳打拼人生。陈曾经养过一只波斯猫，但在陈生病住院的时候，猫出走了。69岁、身体多病的陈一个人住在22年前的房子里。
这是陈春先的家，也是陈第十个——大概是第十个吧，陈自己也记不清了——公司的所在地。这里就是“陈春先工作室”。
陈春先自2002年开始运作这个“陈春先工作室”，陈要把自己半生辛酸换来的经验告诉后来者。
陈现在仍是个创业者，这位中关村的也是全国的第一个高科技创业者创业23年之后仍然是一个创业者。
科研与创业之间的鸿沟
1980年可以说是陈人生的一个分水岭，1980年，陈春先创业之前的经历可谓辉煌。
陈18岁入党，19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就读。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留苏中国学生，首次讲了这句举世皆知的话时，陈春先就坐在第三排。
归国后，陈1970年至1986年发起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6号)，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1978年44岁的陈春先与陈景润等不到10人同时被评为正研究员(教授级)；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之前陈是一个科学家——成功的科学家，1980年之后陈由科学家向创业者这个不同身份的转换。这一转就是23年。
1980年在三次考察硅谷后，陈深受触动。当年他在北京等离子学会的常务理事会上做报告时说：“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据一些当事人(科学家)谈，创业的自我满足追求超过了赢利动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
“在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已经有其他人在做，而技术扩散还没有人搞，我愿意做第一个。”
1980年12月23日，在两间木板房里，陈春先带着十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先进技术服务部的所有人员都是业余时间工作，一开始以智力咨询为主业，做了一些小的项目，每年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于是他们给工作人员发放15元钱一个月的津贴。
这样的报酬形式在今天可谓再正常不过，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堪称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极大争议，“说我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说我们是自己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最后竟然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
但倔强的陈春先认为自己做的没错，所以没做检讨。1983年1月，新华社记者潘善棠写了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做了批示，服务部才得以正常发展，由此，中关村的政策环境也得到很大改善。1983年“京海”成立，1984年成立了“四通”、“信通”以及“科海”，即后来的“两通两海”。
陈第一次创业挫折肇始于当时的大环境，虽然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但大环境的解冻与小环境的冰冷状态的矛盾却又埋下了陈第二次创业失败的种子。
受中央批示鼓舞，1983年4月，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
华夏研究所和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签了一个320万元人民币的大合同，华夏所向中科院器材供应站提供物资管理的一个管理系统。但是后来科学院器材供应站却毁约不肯给钱。两家打起了官司，几审几判几裁定都判华夏所赢，但是在最后终审时却判决合同无效。理由是：华夏研究所的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范围。陈与其原单位的官司的确耐人寻味。但陈后来创业的失败却大多要归于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失误。
后来陈春先搞排版系统，在1990年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比WPS也早一些；1990年代又做了一些通讯的项目，产品都做出来了，但是一遇到市场竞争便败下马来。
在做到最大的时候他甚至成立了一个华夏硅谷集团，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但是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到了1996年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而华夏硅谷集团也随之烟消云散。
陈春先今天反思当年的发展时说：“我们也做了好几个产品，但都不太成功，有的是在产品本身的选择上有问题，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比如888排版系统，在1983年，用它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会全部的文稿，888大出风头，如果888能销得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它的后续开发，我们也就不会落后方正那么多。由于营销不太好，导致我对总体的决策也有偏差。好些时候我们都是在前沿探索，但总是失败。我们也做了贸易，但是做得不成功。做贸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钱，这里面有很多管理的环节，很多进货的环节都需要学习，并不容易掌握。”
陈春先甚至在90年代还做过能录音的BP机，但终因不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而败下阵来，等到BP机被手机替代的时候，市场已经没了。
决定从不后悔
现在的陈春先工作室有两个人，一个是陈春先，另一个是陈春先以前创业伙伴的儿子崔宏。崔宏属于志愿者，不拿工资的那种。
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陈已经69岁了，这个年龄在许多人看来应该是可以退休，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了，但倔强的他依然固执地还要创业。“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所以还想研究一些事情。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做学习、研究、交流上。”“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陈春先认为自己的优势就是经历了科研人员和企业家这两段过程，在这两方面都有成就，可能会在这些方面会得到一些新的价值。作为一个科学家来看经济现象，财富积累的现象，人才聚集的现象，财富增殖的现象，会发现一些新的视角，比起现在传统的经济学家会有一些方面的优势。
他前不久又提出了“软孵化器”的概念，指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创业。
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创办一种学习会、研究会、交流会的品牌，这些人很有水平，不需要你去教他，而是要提供一些研究、学习、交流的机会。
陈春先说，他生活的价值就在思考中，哪怕没有一个人同情理解，自己想通了一个问题之后就写在纸上，“也许过一段时间有人会觉得有价值，即使没有人觉得有价值，自己也觉得满足。”“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
陈春先当年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的研究小组里出了五个院士，而他自己便是小组长。
陈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合作过的人当中，后来大概有七八个成了院士，十来个成了博导。
假如他没有作出创业的选择，他会怎么样？陈春先并不愿意给出答案，在他看来，选择了就选择了，历史没有假设。其实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继续走研究之路，陈都很可能是中科院院士，甚至会成为知名科学家。
尽管陈春先23年来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尽管因为企业之间的纠纷，陈春先先后两次被人绑架；尽管陈春先一度因为经济困难而揭不开锅，但陈春先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这个人不喜欢后悔，我对我做过的事不后悔，我觉得以后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至于我个人是否成为院士，那根本是不值一提的事情。”
年岁不饶人，69岁的陈春先身体如今重病缠身，心脏病、糖尿病让他不得不经常抽时间去医院。
他说希望自己还能再干10年，把没有结成果实的东西做成果实。
创业与科研人员的不同素质
陈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
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民国中央大学的教授，数学家陈景润撞过树，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则曾把袜子当手帕，陈46岁之前未脱过知识分子的圈子。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陈都有——重义轻利、自尊、高瞻远瞩；但作为创业者来说，使陈春先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负累。
在陈春先手下工作的一个小女孩曾经劝他：“陈老，你把那么多的钱投到那些不着边的项目中去干什么？有钱不如办个报摊、开个饭馆什么的，赚了钱了再说项目的事。”
可是陈不依。陈春先在23年前就说过：“我们的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作实际贡献，不满足于发表文章，开成果展览会。”
据说陈曾经因为一言不合驱赶过记者，H.T.E记者第一次采访陈时，也因提到成功与失败的问题而使对话陷入僵局。
陈的高瞻远瞩在那个时代的人中极为罕见，他的很多想法和创见都在若干年以后为其他人所实现，但是在他自己手中或是因为思想太超前或是因为操作不到位而流产。企业家尤其是实力不够强大的企业家通常只能吃到自己眼前那一碗菜。
陈自己也承认自己作为企业家的缺点，回忆起创业失败经历时说：“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这种转型的痛苦折磨了陈20多年。
但如果陈不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性格他能成为今天意义上的陈春先吗？不重义轻利、不高瞻远瞩、没有为社会发展方向而献身的精神，很难想象陈会在科研事业正盛之时为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而决然放弃一切。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很难把失败这个词与陈连接在一起。就个人事业而言陈应该算是个成功者而且是个极大的成功者。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陈是先驱，是启蒙者。是他开启了中国高科技创业的先河，推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并且对今天意义上的中关村的形成有开创之功。
只是就创业来说，陈个人承受了太多的挫折与辛酸。陈以个人之躯试图突破大的体制，又以一个团队之力对抗小的体制，后又经受了不完善的市场体制的压力。自创业以来陈的命运彻底改变。23年来他一直沉浸在企业沉浮的悲欢之中，一直经受着从科学家到创业者的转型的巨大痛苦，重塑自我的痛苦。
这种痛苦几乎毁灭了他，也成就了他。陈春先像山顶上的雷击木那样印满火烙的刑痕，又蕴涵着催人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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