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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如此之多的工业基地的老化和缺乏创新，欧洲将怎样才能缩小与美国在研发方面的鸿沟？
欧洲的工业基地确实需要更新。工业密集型企业已经到了改头换面的边缘，但是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尚不明确。欧洲的大企业对研发的投资太少，至少应该保证知识经济那部分的投入。但是欧洲用于研发方面的资金比重不高又是因为太多的工业基地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了。
欧洲需要进行更多的研发
地方上的政客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点。但是作为欧洲人，他们提出了计划和既定目标，而非调整的僵化的制度规则。在2002年末，一个名为“为欧洲进行更多的研究”的会议上，欧洲政府里的首脑们宣布地方上应该推进其工业研发以确保未来的竞争力和社会稳定。官员们希望看到欧洲的研发投资从现在占ＧＤＰ的1．9％到2010年增至3％。
这样可行吗？欧洲工业研究管理协会的秘书长ＡｎｄｒｅｗＤｅａｒｉｎｇ表示与美国相比，欧洲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是1200亿美元。位于法国的一个研究中心的主管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Ｌａｒéｄｏ估计这是美国和欧洲公共支持研发传统上存在差别的原因。他还估计在1990年到1996年间，美国的纳税人掏出1400亿美元用于研发，而同时欧洲则是700亿。而美国1400亿公共资金中的一半被用于国防研究。这意味着五角大楼为美国的创新也提供保障。
从1967年开始这样的借口就被欧洲人所津津乐道，法国媒介大王施莱伯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分析因美国商品和意识的侵入而导致欧洲经济下降的专著《美国的挑战》，第一次警告美国国防研究给欧洲带来工业上的挑战。
今天，这样的解释显得更加空洞。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远远不止五角大楼为美国工业秘密提供资金，民间科技也在支持着美国国防研究。其实，美国积极投入研发的强烈愿望和欧洲的不积极要从两种文化深层次中的差异找原因。欧洲人更看重文化特性，而美国则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作为经济上一个独立的细胞，单个公司更容易被放大看清楚。如果欧洲工业显著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资，独立的公司就需要改进。这包括对现有产品改进，重新修正其市场准则以适应基本的革新。
对欧洲来讲，好消息是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公司具有创新精神。例如，英国奥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直升机制造商，正在进入起稳步增长的第三阶段，它的第一、二阶段被誉为“先驱者”和“市场领路人”。该公司曾经开发了两个以研究为基础的大项目，才为其获得这样的称号。
第一项工作是与伙伴合作开发“友谊之机”，比现在的飞机节省20％的燃料，同时还减小外部噪音，使人们较少承受舱内噪音和震动，释放较少的污染物质，同时在更多气候条件下都可以使用。第二项是引入民间第一架斜旋翼机——一种界于轻型飞机和直升机之间的飞机。但是要彻底完成这项任务，奥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要提高研究水平，所以时间至少要到2020年。
公司的作用
我们并不应该对一个处于革新时代的航空公司的科技创新表示惊讶。甚至是一个生产建筑材料的公司都可以利用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重新振兴。设在巴黎的拉法基集团——世界顶级建材企业，只用了占销售额区区1％的资金用于研发。公司研发中心的副总裁ＤｅｎｉｓＭａｉｔｒｅ说，随着2002年146亿美元的销售额，意味着世界最大的建材集团——拉法基，一年要花接近1500万美元来学习如何“压碎石头然后再把它们弄在一块儿。”
拉法基最近的创新是命名为Ｄｕｃｔａｌ的新产品——一种可弯曲却不会破碎的混凝土。这种纤维增强混凝土，是普通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的6－8倍，耐久度的10－100倍，而且延展性更好。这种混凝土制成的25米长、一米粗的梁桥偏转30厘米而不会断裂。Ｄｕｃｔａｌ已经运用于120米的人行桥，而桥面仅有3厘米厚。
研制出Ｄｕｃｔａｌ的是一支包括多学科的队伍，有10个实验室。拉法基下一个挑战是让成果被整个保守的建筑行业所接受。对于Ｍａｉｔｒｅ博士来说，最重要的一课是他意识到整个建筑行业已经不再是墨守成规。
这些例子说明成绩并不会马上到来。Ｄｕｃｔａｌ是用了10年时间研制出来的，而且将面对另一个10年或更长时间让行业内接受并获得商业价值。由于需要设计生产方案、修改设计和密码、鼓励多种资源供给、展开维修步骤，所以新材料（比如尼龙ＥＰ，强力陶瓷或碳纤维）一般要用30年才能从最初的发明阶段发展到投入商业用途。在航空技术方面，创新的酝酿期会更久。世界上第一架倾斜旋翼飞机（ＢｅｌｌＸＶ3）在1953年飞行成功，而第一架商业用途的斜旋翼飞机是在2003年才飞上天空的，之间隔了50年。
学会倾听
当研发整个过程需要数十年才有成果，研究人员需要准备不同的方案来管理这样长期的项目，特别是他们的公司发生变化的时候。Ｌａｒéｄｏ博士说，“你要应付不同情况下的突破性进展和进一步的研究。于是在庞大的机构中很难有突破性创新。”
一种让突破性研究在庞大机构中“成长”起来的方法是要仔细倾听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工作场所设立意见箱。企业需要容忍失败甚至是鼓励失败。否则，员工们将不会很愿意提出看上去古怪但有潜在价值的建议。毕竟，公司需要把对一种观念的价值判断的感觉和实际效果或提出者的履历相分离。好的想法就是好的想法，无论出自哪里。而且员工们可以在多学科团队中协作。
想法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消费者。这个理念就是你可以通过对消费者意愿提高自己研究是否适当。同时，对调查态度的区别也再一次反映了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在美国，创新就是解决问题，而欧洲则更多的搞科学研究。
有消息称，少数欧洲企业集团利用消费者来做他们的调查计划。飞利浦设计总裁兼创意总监斯特凡诺·马尔扎诺表示公司应该转变观念，即人们简单需要产品，于是注视他们的需要。他认为消费者要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拥有有最大的自由，却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飞利浦设计部也利用这样的理念——消费者调查揭示了对其产品发展有促进作用。
向外看
拉法基、奥古斯塔韦斯特兰和飞利浦都已经把突破性研究成果转换成产品。但是其他一些欧洲的大公司好像还没能把重点从不断增加的研究项目上移开，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需要转换思想。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应该是进行新的投资项目或者寻找学院做合作者。两种都是有效的方法，既不需要组织结构上的分裂或者从头开始。
新的投资项目的收益是明显的：缩短开发的次数和减少开发经费。同时这种方法可以扩大公司研究方法提供更多机会，帮助企业避免内部计划流产，并且从新科技中获利。
但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创立者和新的风险投资项目之间。这些问题需要被重视的。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创始者不应给予新的风险投资项目太多的庇护。应该鼓励冒险和尝试新方法。但是企业的风险投资项目并不意味着要为每一个机构负责来继续其研究工作。比如说，如果利益上出现分歧或者母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那么建立一个风险投资项目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另外一种方法，即“学术伙伴”的建立也总是问题重重。现在人们正在为欧洲大学的教授如何利用他们的时间，谁应该拥有他们作品的知识产权，运用于商业用途后的报酬应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争论不休。
在企业和学院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能行之有效的模式出现在荷兰。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由荷兰细胞学院进行细胞研究同时获取收益，要求五年内完成10个项目。经过学术小组讨论后，成功的计划将由参与工作的大学、公司和政府共同投资。
积极加入
如果仅仅是新风险投资项目或者是学术上伙伴关系的建立都不可能振兴欧洲研究基地。Ｌａｒéｄｏ教授相信学院、政府研究室、商业活动和金融服务的有效结合，才是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环境的前提。
如果它不能实现ＧＤＰ的3％用于研发的目标，欧洲的工业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研究上的突破性成功并不仅仅意味着往实验室和研究人员身上投钱。幸运的是，当许多欧洲老工业企业在创新上步履缓慢，他们投放市场上的产品仍然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但是如果他们能从研究转向创新发展，会给他们带来更大好处。别忘了，诺基亚在转向手机生产之前是生产胶靴的。
（孙超编译自9月4日《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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