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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安明静 发自北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扬
调整人民币采取更为浮动的汇率制度，至少有四个条件是重要的：第一，资本项目基本放开；第二，利率市场化达到相当程度；第三，必须有一个基本健全的金融体系；第四，
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家 罗伯特A·蒙代尔
重估人民币币值，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金融问题的根本办法。人民币不应该升值，也不应该贬值，只是在未来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就行，直到最后可以实现自由兑换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 胡祖六
实行弹性汇率制度可以使中国具有货币政策自主权，而维持固定汇率的结果将导致基础货币供应的扩张；从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性及有效性来看，中国应该逐步向有弹性的、有决定性的汇率市场过渡
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 朱民
对中国而言，汇率水平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汇率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体制的改革。要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使我们能够在国内用自己的金融市场完成金融配置
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不会对人民币进行升值的声明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采取迂回作战的方式，试图“敦促人民币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在中国现行的国情下，弹性汇率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否等于人民币升值？而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否是中国的最优选择？何时是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
在刚刚召开的第6届北京科博会关于高成长企业与金融市场国际论坛上，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A·蒙代尔教授在内的中外经济学家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固定还是浮动
如果有人问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哪一种比较好？蒙代尔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本身便充满错误，因为两者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他强调，在我们谈到汇率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货币规则，包括通货膨胀率指标以及货币增长的指标；而固定汇率本身就相当于一个货币规则。
但是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汇率制度的选择必定只有一个最佳答案。“重估人民币币值，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金融问题的根本办法。”蒙代尔再次强调。“我的观点是，人民币不应该升值，也不应该贬值，只是在未来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就行，直到最后可以实现自由兑换。”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随即表示，关于人民币问题目前的大辩论，焦点不应该放在是否升值上，而是需要从长计议，研究中国究竟该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胡祖六坚持一贯的看法，主张中国应该向比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过度，他认为，实行弹性汇率制度可以使中国具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维持固定汇率的结果将导致基础货币供应的扩张，使国际货币供应过度；从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性及有效性来看，中国应该逐步向有弹性的、有决定性的汇率市场过渡。
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朱民紧接着指出，对中国而言，汇率的水平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汇率的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体制的改革。在目前的汇率安排下，我们自己没办法完成金融配置，必须经过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配置中心来完成全球金融和风险的配置。这是当今全球金融格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在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如果在明天的话，我觉得会产生潜在的风险，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条出路，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能够成为投资和金融的主体，同时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使得我们能够在国内用自己的金融市场完成我们需要的金融配置。而没有必要把我们国内金融配置通过国际的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运作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
汇率浮动时机
汇率制度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过渡必然会吸引大量追求短期套利的游资，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不完全成熟的市场体系是否能经受住国际外汇市场的炒作，如果现在采取浮动汇率，开放资本项目资金的流动，是否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些担心成为中国政府为何不给汇率机制一些希望的原因。
特别是目前中国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倘若放开1%的浮动范围，都会造成汇率市场的巨大震撼，有限放开汇率后，并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空间反而预期升值压力更大，反而会给市场一个信号，即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空间反而会比全部放开的升值预期更大。
胡祖六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平稳有序地过渡到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很好，外汇储备很高，每年有500多亿的外国直接投资，所以现在是改变汇率制度的最好时机。如果不抓住时机在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进行汇率制度的调整，继续维持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当经济发生逆转时，想放可能为时已晚，信心不支持汇率变动。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则认为，调整人民币采取更为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看起来至少有四个条件是重要的。
第一个条件，资本项目的基本放开，不只是资本项目的交易，更主要是资本项目交易过程中的汇率要基本放开。
第二个条件，利率市场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我们就没有手段来对冲汇率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没有手段来调控汇率的水平，我们有大量的借债，大量借短债，这种情况从现在初步分析来看，是因为人民币利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利率的结果。
第三个条件，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健全的金融体系，周小川行长很详细阐述过这个观点，如果说汇率进一步自由化的话，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特别在金融方面，我们更深地和全球金融运动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机构、所有的中国人对此做好了准备没有，你这个机制能不能应对这样复杂的变化，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第四个条件，我们觉得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考虑到这几个前提都不是短时间能够完善的，所以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更为市场化的进程，我个人觉得不会特别的快，但是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以东南亚为鉴
李扬在论坛中提醒，中国应该接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弱化大量热钱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危机发生之前，无论是泰国、马来西亚还是韩国，都有一个短期资本流入的阶段，这个短期资本对经济迅速冲击一段时间之后又流出。
胡祖六指出，热钱对中国经济存在有弊的一面同时也有有利的影响。和热钱相比较，中国更应该吸取固定汇率制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中，亚太区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长均拒绝屈从美国压力，拒绝支持灵活汇率机制。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于所有的经济体，采取适当的汇率政策，促进有序平衡的外部调整至关重要。
李扬则表示，亚洲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不仅是汇率，还有热钱，其实更深的是金融制度是否健全，监管体系是否健全，以及整个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亚洲危机是浮在表面上的事情，实际上亚洲经济危机在日本，十几年没有回头，其实最深的危机在它那里，而恰恰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或多或少都学了日本，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亚洲危机学习到什么经验和教训的话，主要是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善我们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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