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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基：技术怎么变成钱？
什么叫硅谷？硅谷就是创造企业的生态体系。创造生态企业的生态体系，本质上讲就是为企业家提供良好的发展生态体系，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只需把这个责任做好，中关村的技术有的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资金有的是，关键在于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然后再将技术转化为更多的钱，并从此循环往复，鸡生蛋，蛋生鸡，无穷尽也。
技术怎么变成钱？我讲一个故事。八十年代的时候，四通打字机成功之后，就创造第二个产品———激光照排。当时叫4S，市场占有率比北大方正和华光都要高。但是后来我们在市场上失败了，而方正成功了，因为我们不是商人。把4S这个技术变成商品化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技术优势，我们的激光照排是为高教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服务的。但这些出版社在当时基本上是半公益机构，不但不能大量地购买产品，连我们给它们使用的机器钱都付不起，所以我们失败了。而方正则扬长避短，方正的激光照排是为报社服务的，于是方正成功了。这是第一个故事，就是四通怎么失败的。技术绝对是好技术，但这个技术最终没有变成钱。
技术怎么赚到钱？这需要一类人，这一类人去进行精心的策划，这一类人俗名叫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呢？我认为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一是能敏锐地发现社会需求，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比如索尼的创始人，他觉得人走路时有听音乐的需求，于是就发明了“Walkman”。他发现的其实是潜在需求，然后他创造需求，然后再引导需求。二是发现潜在需求以后能够高效地组织社会资源，包括技术、资金、市场和人才，然后迅速为各类消费层提供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企业家应该具有这两种能力。
柳传志：联想贸工技老路不好走
作为企业管理者，投资人对我们的要求是希望我们做到持续的利润增长。持续的意思就是企业要办长，不是马上就完。利润要有还不算，还要有增长，增长的意思就是还要做大。我个人觉得从我们做研发、做科技，始终应该围着企业的根本目的出发。研发跟科技怎么能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呢？关键在于企业家如何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把技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还有就是怎么融合进去的问题，这才是企业真正能否把技术变成钱的一个关键问题，战略制定之中技术是怎么融进去的。
一般企业制定战略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环境，比如说市场行业特点、竞争对手等形成战略。像联想，当时刚从研究所走出的时候，完全不认识市场，又没有资金积累，所以我们走了一条贸工技的发展之路，通过这个路本身，实际对市场有所了解，对市场经验基本有所积累，现在的联想，研发在战略之中是怎么起作用的？由于联想经过了若干年贸工技战略的积累，现在形成了这么几个优势。一个就是市场开拓的能力，一个就是渠道形成了管理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以后，我们自己又特别注重发展了带有市场为导向的产品技术的研发能力。这个能力形成以后，联想就形成了一个核心竞争力，即形成了一个做终端产品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联想就把竞争的优势放在了做终端产品上。在终端产品的形成之中，这个产品技术就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在技术变成钱的过程之中，企业的思路一定要很清楚，如果形成战略，技术在战略中是怎么起作用的，而这个战略本身实际是可以不断在变化、在转移的。我还得考虑长远发展，所以我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逐渐地在转移之中，因此核心技术实际上由当前的产品技术，逐渐地向前瞻性技术在这方面发展。
因为在中关村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赚钱以后如何持续发展？技术怎么变成钱？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国家定了“863”计划，花了很多钱，就是要把钱变成技术。但技术到底怎么再生成财富，变成生产力？这个问题始终没怎么解决好。因为在竞争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在这里面要起什么作用，技术变成钱就得让企业来做，企业生产环境是一个系统设计。比如现在中关村这些小企业，它带有一些原创性技术，但是不解决风险投资这个大环境问题，企业拿什么钱去发展？也许就得走我们过去的贸工技的路子，但我个人认为这条路非常难走。当然，投资环境等问题应该是国家通盘考虑的问题。
陈春先:第一个吃螃蟹
1980年，在第三次赴美考察后，我对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周期特别快。美国科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甚至自己借钱合股开工厂。虽然很多人也因此致富，但事实上形成了上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而且利益最大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和地区。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汇集了先进的科研队伍，科研水平与国外非常接近。然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变成商品的能力却非常差。在这种不平等的冲击下，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摹仿硅谷模式，把先进的技术最快地转化成社会财富。同年10月，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了，虽然当时的服务部没有经过正式的工商登记注册，但它却被看作是中关村的第一个民办企业。
1982年，我们被扣上了“不论正业，歪门斜道，腐蚀干部”的帽子。也正是这场争论最后促使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先后做出重要批示，肯定这种做法是对的。从此，中关村也终于找到一条新技术与工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现在有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拿硅谷与中关村做比较，但实际上两者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都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关村的科技创业之路应该不同于硅谷。举个例子，硅谷有很多人都是从车库创业开始，而在中国自己有车库的人有几个？所以说，我们应该提供更多的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创业孵化机构，开发出更适合中国经济水平的创业模式，尽可能地节约化创业。为此我提出一个软孵化器概念，即有租金较低的公共办公地，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最基本的办公条件。而现在的孵化器，基本上是写字楼，谁办公司谁来租用，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房地产形式，我叫它硬孵化器。这种创业模式不适合国情。
在中关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上海、广州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也非常之快，虽然在知识、人才与技术的积累上中关村还是具有相当的优势地位，但是在产业的发展上我们却相对落后。
王文京：用友与中关村同岁
1988年8月15日，中关村召开试验开发区成立大会，我偷偷地跑去听了，在会上听到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将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受此感召，我回家就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便成了村中人。到今年中关村已走过了15个春秋，用友也快满15岁了。
1988年中关村试验区的建立实际上给我们这一批专业人员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环境。这个环境实际上对中关村企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国家对软件企业的税收政策有了一次很大的调整，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关村软件企业的发展，也使我国的软件产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我认为1999年是中关村政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除了这样一个政策环境以外，我认为就企业自身来说，领域方向的选择，以及对自己选定方向的坚持也是很重要的。比尔·盖茨如果当时不做软件业，而选择其他行业，他也一定能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可能就成不了世界首富，这也说明领域方向的选择其实是很重要的。用友当年来中关村创业，到底要干什么？我是学财务的，又懂一点软件，恰好我又从媒体上知道软件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发展得很好，很有前景，于是我就决定做软件。
此外，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也很重要。有人说“现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的结合”。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从企业自身的实践我也深有体会。用友初创的时候，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第一笔钱从民间借贷5万块钱。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这5万块钱的原始资本我们根本做不起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商业银行贷款来支撑企业的发展，这就是“负债经营”。其实你就是要不断地通过这样一种金融的力量，组织更大的社会资源，让你的企业，让你的事业发展得更大。我们从第一笔5万元贷款开始，每次都按时还银行本金与利息，从最初的10万、30万到100万，再到2000万。
中关村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可以到了向世界一些领域冲刺的时候，可以在一些选定的领域，向世界级企业目标冲刺。我一直很坚信，以中关村目前这样一个势头发展下去，一定会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少有的几个世界级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从中也一定会诞生出一批世界级的顶尖企业。
王志东：19年追梦中关村
1984年，我坐着332路公共汽车，从中关村这站下车，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自己未来的十九年都在这里，我的工作、事业、爱情、生活都没有离开这个“村”
1984年到1988年，是我在中关村的求学阶段，也是中关村孕育成长的阶段。从站柜台、当小倒爷，到程序员，从创业者到职业经理人，中关村浓缩了我全部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软件工程师，我的梦想是“自己的产品能让很多人使用”，这个梦想我实现了。我开发的中文平台在中国有很多人用过。
从创业者发展到经理人，我的梦想是让中关村的企业能够真正走出国门，这个梦想我也幸运地实现了。新浪不仅是中国互联网的奇迹，更可载入中关村的历史一页。
现在我正在中关村“书写”自己的第三段事业，或者说我正在实现着我的第三个梦想，而且一定要超过以前的事业。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从2001年创立点击科技，虽然它现在是一家规模并不大的企业，却因为我的原因而有了特殊的名气，也因为我曾经的名气使业务拓展得格外顺利。现在看来，这次创业我选对了方向。
其实在第三次创业的时候我曾有很多选择，很多地方的科技园区都对我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而且政策更为优惠，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留下来，因为我对中关村有很深的情结。对未来我不敢把话说满，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是不会离开中关村的。
从1988年建村以来，这里被誉为“IT创业圣地”。从技术方面讲，这里是科技与信息的特区。当时全国的信息都很闭塞，只有中关村是与国际接轨的。从精神上讲，这里有非常浓厚的创新与创业精神，我认为这正是中关村的文化精髓。中关村就应该代表创新与创业，而不应该把中关村的品牌庸俗化。
现在中关村的面积大了、产值高了、企业多了，狭义的中关村概念已被稀释，目前的“中关村比海淀还要大”，但当年那种IT圣地的色彩却在逐渐淡化。同时，全国各地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也使得中关村的特殊地位正在逐渐消失，整体优势不是特别突出了。
王江民：六年以后更艰难
江民公司是1996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那时的中关村在投资环境和工商手续办理等方面在全国首屈一指。中关村管委会高新技术园区对园区内所管辖企业实行头三年免所得税，后三年减半的优惠政策，这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尤其对于面临盗版严重和本身投入较大的软件企业来说更为重要。目前国内杀毒软件厂商均是处在维持或略有节余的生存状态下。在制定政策方面，过去中关村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很突出，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学中关村甚至做得更好，相比之下，中关村在政策这一块变化不是很大，优势也不是很明显了。
从江民公司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和我自己的切身经历来看，公司的头三年还行，后三年反而感到困难，而六年以后就更加艰难。然而仅仅5年、6年是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的。此外，还有很多软件企业尚处于起步和挣扎状态中，所以，我认为，国家应该对软件企业在政策上给予更长期的优惠与扶持，比如在印度软件企业享受零税收的待遇，以便把中国的软件产业做大，这样就会出现更多的用友。
总的说来，中关村是一个软件企业值得投资的环境。作为软件企业，除了开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贸易这一环节。作为国内高新技术贸易市场的集散地，中关村的商贸非常繁荣，非常有利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比较适合像江民公司这样将客户定位于国内中小企业的公司。
创业初期时印象中的中关村虽然有点乱，但是买卖兴隆。因为那时全国的电子市场还几乎没有，故人们都集中到中关村采购，那时的人气确实很旺。渐渐地，中关村的路变漂亮了，但交通阻塞还是目前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有待解决。此外，电子市场吃饭喝水等的配套设施还有待完善，应该做成人性化的综合卖场。
比较一下中关村与成都电脑节的不同，中关村电脑节似乎更注重形式，政府更强调树立“中国的中关村”这个品牌；成都电脑节则更务实。中小企业注重的效益，他们没有太多的资金去打造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他们更关注的是销售和生存。中关村电脑节的主会场设在地处北京四环边上新建成的中关村展览馆，周边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市场和人气。成都电脑节就设在其电子一条街上，参展企业摆摊不收场地费，电脑节期间大街临时封闭成步行街，人气非常旺。此外，四川省政府对电脑节的宣传很到位，全省各地许多人都专程来成都参加电脑节，大部分参展的软件、硬件产品往往被一抢而空。
雷军：我和金山第二次创业
我是1991年走进中关村，当时中关村的氛围离我的想像差距还是很大的。十几年过去了，感觉中关村从里到外都在变：中关村的中心原来是一些很破旧的房子，现在都是规模很大的新楼了。地域面积也逐渐在扩大，人气也越来越足。这些是外部变化。从内部看变化更大，发展起来一批像联想、方正这样的大型IT企业。我感觉金山的变化也很大，只说最近五年，金山从70多人发展到现在500多人。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式尤其是IT的发展都很迅猛，中关村已经成为IT形式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这十五年间，中关村有两次关键的转折：第一个是1993年“八国联军”进村，HP、康柏、宏等国际大企业都来了，一下子国内整个IT产业都没有信心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中关村的企业一步一步求生存、求发展。到1994年微软进入中国以后，我们软件企业受到的冲击就更明显了。在与这些大公司的竞争中，联想等国内企业全面崛起，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点是1998年前后，互联网泡沫到来的时候，国外的资本的大量涌入，与海归派回国创业，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革新。
作为村内企业，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感到了一些瓶颈：第一是成本，中关村的商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包括房租、人力资源、消费等等，对于中小型、创业型的企业来讲很难承受。第二是中关村内的重点太多，大企业也非常多，成长型企业很难受到重视。包括新的领域、新的方向、新的市场的倾斜性政策还不够。这即是中关村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毕竟中小企业不可能一夜做大，必须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现在我们的精力90%都放到了数字娱乐业务上，这也体现了金山一个战略重点的转移。这对于我和金山来讲都是一次重新的创业过程。这一仗金山输不起。大家总觉得金山这些年活得很辛苦，我自己也有此同感。原因就是金山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市场站稳脚跟，业绩全是靠一块一块小业务拼起来的。所以金山要想在现阶段没有成规模的业务中突围出来，就必须要在规模化的市场里打赢。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创业过程，可以说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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