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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9月12日-13日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高成长企业与金融市场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全程图文直播此次会议。9月13日的各专场论坛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以下为William P.Mako世界银行Lea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Specialist先生在论坛上的发言。
William P.Mako：非常感谢博览会的组委会邀请我在这里发言，中国的经济正在过渡
时期，我今天报告的主题就讲一下在资产管理、改革方面的情况，我们要做一些基本的分析，去年我们讲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讲资产、红利，董事会成员尽量在演讲当中把这个信息企业结合起来，首先是股东的权利和责任，在中国这方面弄得很支离破碎的，就象前面教授说了，一些政府机构对他们的财务的情况，对于经营情况，融资方面情况，还有管理层的任命都参与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在公司的治理和管理等等方面都可以干预。那么这样经营模式很难形成，特别是新兴的企业，在16次党代会还有人大会议，还有建立的这种资产管理公司，还有在各地的资产管理委员会也都有代表股权的权益，这是向前迈了一步，未来我们要看中国的国企在走向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有多大进展，就是股权不应该是个官员，而且就应该是股东。在控制风险、融资、主要的任命，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惯例方面都应该是按照投资人的角度作出决策。国家股权也是通过所有国大会来行使权利，这对国企来说这么做是正常的，而对于其他的一些非国家的像安全、健康、环境、劳资、竞争这些问题属于商法规定的范围。我们有股东的权利，应该由国有企业来制定他经营的计划。像国家资本，如果有效地使用国家资本，中国资产委员会作一个正常的股东，所以将最大地保证这个股东的权益的回报，我想从经济增值来看待，也就是说是一个风险和成本分析的一种债务式的股权。这个可能比其他业务更有风险，更难以掌握。还有EDA可能更高一些，为了更加重视EDA，中国的大的国有企业比不是非要看国际上的标准来进行财务统计。这些合资企业现在准备参照国际上的标准，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希望都能采用SOB接近国际标准的体制。另外据财务透露，包括内部人控制，还有内部审计，还有风险管理，这方面董事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向股东提供重要的信息，还有主要的关键的股东，通过外部审计员来核实信息、透露信息，外部审计员工对于报告的准确性、对它的财务报表进行检查报告。这些属于内部的控制和透露的过程。中国国企都是亏损的比较多，但是中国的企业都表示要进行改革，而且在治理结构上多披露，例如中国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权益回报率都非常高，这说明ASB的会计方法符合国际标准所带来的好处。这里有四个审计员，按照香港的做法来进行交易，而且进行资产的投资和买卖。在董事会里面有主要的股东作为董事，关于财务表现，公司治理结构都成为一些标准，这是我们国有企业在通过上市能够做得更好，包括内部交易、大型的国有企业，甚至是百分之百国有外企通过上市之后做得更好。
关于资本投资，根据多余的现金来制定分红计划，分红的政策是由管理层提出，股东往往没有权利进行投票，关于红利的政策，还有投资方面的行为，这是高成长企业经常遇到的。也就是说，在投资与红利方面的关系，如果资本是25%，如果还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进一步的投资，那么这个投入不应该都是用在投资而不进行分红，因为这些会花很长时间才能收回这种投资。许多美国、欧洲的高新技术公司，我们觉得这些公司既是高技术的，并且是周期性的公司，所以管理层和董事会要考虑在增加长期投资的情况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灵活性造成的影响，对高成长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减少，可能会影响它未来的发展，对这样的公司要特别重视，像微软，虽然微软增长在过去五年是9%，在现金方面的储存，在2003年达到490亿，但是这样微软对很小的红利也是有困难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多元化，一个经理说了，他觉得很多都是愿意把这个用于再投资，而不是用于分红，这个方面讲的多元化方面，是许多公司很难按正常、按红利的方式把投资回报给股东，现在中国的许多公司就把这些盈利用于股市、房地产等等，从股东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高新技术业务来说，投资的回报率也不明确，而且是很慢的一个过程，可能是现金比预计的新技术的回报率要慢。有的是风险还很大，还不确定，所以对高科技公司董事会对现金的预测还有对现金的盈余，以及对投资之间的关系要有现实的眼光。对董事来说，从我们经验来看，对国企董事会有的时候他们用政治性的原因来进行现金的分配，他们在规划时候有其他非经济的因素，因为股东方面国企应该有很好的联络机制，应该保证这几点，就是这个股东有三到五年的任期，而且不应该是公务员来担任，而且他们跟公司遵守相同的法律，另外在产权方面也应该多样化，通过战略向投资者进行销售。国企的董事要向所有的股东负责，而且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因为权益性投资多样化，应该鼓励让董事重视股东的价值，这个董事会而且要重视董事的任命。所以事先有一个计划，要按照一定的合理的比例来进行补充人选。在这方面，新加坡和瑞典提供很好的模式可供中国来参照，就是包括国企的产权问题，在新加坡这里政府推出了一个管理结构的规章，他们建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也就是说那些非上市公司也要建立审计委员会，至少在财务上有专家参加董事会，还应该有提名委员会专门进行提名，他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董事会的需要，然后再提名候选人，再由股东来批准。他们的任期是六年。
看一下瑞典模式，国家的股东提出一个展望的说明，就是一个十年的展望，像业务、资本结构、投资在这些方面提出展望，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董事会提出要求。每年董事会都有一个议事规则，政府提供模范的法律，瑞典对董事有一个任命程序。按照一定的财务的要求和目标，而就战略性的问题向股东征求意见，另外职责要清楚，就是管理层和董事会层分清职责，也就是董事会跟管理层要获得同样量的信息。另外一个，产权的转型问题，搞企业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对中国来说，基本的问题就是国企的产权转型，好比说管理层收购，还有初始上市。从国家政策来说，从各国经验来看，都说明了对国家股东、销售者、个人的企业都一个开放的程序是有好处的，我们从其他的过度的经济，也就是中欧的经验来看，对于产权转型的开放性过程，以及国家股东的销售，以及转型后的重组都会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国企高新技术公司是取决于管理层、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大哥大企业不一样。现在关键就是在转型之后怎么保持他们在未来的管理能力。再一个就是管理层的收购，内部人应该按照这个市场的折现价值为股票进行支付。我们也估计一下市场价值的范围，这是确定市场价值的唯一办法，对小型的高新企业，我们可以通过混合的销售，比如说市场股价，对关键的人员所做的一些措施。最近我们强调股权配额措施，美国这种做法是想通过配股来解决收益的问题。还有战略性的股票，这是大家也谈了一段时间，这也是作为一个配股的替代的薪酬制度，这样做有利于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
关于资产管理改革，我就介绍这么多，在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改革方面我们都有一个网站，请大家参观我们的世界银行的北京办事处的网站，可以获得更详细的情况。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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