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管中国顶级会所？(图)

　　京城大厦50层拥有360度全面观景视野和一部从一楼大堂直通上来的豪华专用电梯，是京城富豪们日常活动的地方。车庆久　摄15元早餐引爆京城俱乐部“富人维权”：谁来监管中国顶级会所？

　　本报记者　郭莉　北京报道

　　亮马河畔的京城大厦50层，是北京成立最早的顶级私人俱乐部———京城俱乐部所在地。

　　这家成立近10年的京城头号顶级私人会所，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92名会员联名组成维权委员会，针对俱乐部服务质量、会员章程甚至俱乐部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金融丑闻等提出质疑。

　　这是北京顶级私人会所自出现以来首次遭遇会员大规模维权。自从6月26日京城俱乐部维权联谊会（以下简称维权会）第一次与俱乐部管理方负责人正式交涉以来，一步步升级的矛盾，引起京城俱乐部投资方中信集团和美国俱乐部管理集团（CLUBCORP）高层的重视。

　　9月2日，美国俱乐部管理集团常务副总裁安德森（RudolphJ.Anderson）来到北京专程处理此事，并做出“90天解决此事”的承诺。9月3日下午6时许，俱乐部另一个投资方——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秘增信受董事长王军之托参加京城俱乐部咨询理事会会议。秘增信是第一位直接过问此事的中信集团高层领导。

　　早餐是导火线

　　9月2日上午10时，京城大厦50层华盛顿厅，安德森与维权会代表见面。这一天的谈判直到中午一点才结束。9月3日上午8时30分，谈判继续。

　　通过累计达5个小时的谈判，双方的分歧再一次清晰地摆在桌面上。安德森承诺在90天内给出一个答复，争取给会员一个圆满的答复，但他希望在此期间，欠费的会员应该及时补交月费。

　　促使维权会成立的直接导火线是会员对免费商务早餐的异议，以及由此直接导致的维权会成员拒付月费事件。

　　6月的一个清晨，经历了SARS惊魂的会员李女士来到久违的京城俱乐部享用早餐，她发现早餐变得品种单一，原本提供的现煎鸡蛋和水果都不见了。作为俱乐部从1994年创建之初就入会的“创始会员”（注：创始会员享有一系列优惠），李女士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对早餐失望了。

　　李女士回忆说，最初的几年里，早餐是被安排在50层餐厅的，环境优雅，品种丰富。自从俱乐部现任总经理魏得可先生上任，1998年开始，早餐被搬到位京城大厦南50米的一栋3层小楼——京城俱乐部康乐中心，其间还在一楼和三楼数次更换早餐场地，食物品种日趋单一，服务生人数减少，现在只供应最简单的中西式早餐，早餐标准也从45元降低到15元。

　　2003年6月，维权会成立，并于7月发布公告称：“鉴于俱乐部当局严重违法违约的事实，我们开始停止上缴月费，直到问题解决！”有92名会员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其中包括国企负责人、外企驻京首席代表和大使级官员。

　　王晓滨律师是维权会相当活跃的一位成员，他说，维权会和俱乐部管理层的对话就是从早餐开始，交涉的结果很不理想，俱乐部方面诉苦说早餐每年80万的花费给俱乐部带来沉重负担，准备考虑取消。另外，由于90％的会员并不享用早餐，考虑到公平问题，也应该取消早餐。

　　一个来自俱乐部管理层的说法是，有会员反映，一些长期在50层就餐的会员衣着随便，甚至将食物打包带走，用餐时谈话声音影响别人，与50层庄重高雅的气氛很不协调。

　　美国籍会员华金声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华说，他在请朋友在50层用商务早餐时遇到过上述情况，并且也感到不满。身为可以对俱乐部经营提出建议的咨询理事会成员，华金声认为俱乐部的安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换了地方以后，早餐建议应该维持原有水平。

　　双方各持己见，矛盾开始逐步升级。

　　“霸王条款”再掀风波

　　维权会和俱乐部管理层交涉的转折点从会员章程开始。

　　维权会向俱乐部要求知情权，并质疑俱乐部作出的一系列决定。这时，总经理魏得可向他们出示了一份章程。

　　印刷精美的《京城俱乐部会员章程》是一本灰绿色封面的小册子，共10章36款。魏得可接收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这份章程在1994年就制定出来了，每一位会员在入会时都曾签字表示同意遵守章程。安德森先生也向会员介绍说，这份章程的确在1994年就存在。

　　北京共和律师事务所王律师也是京城俱乐部会员，他表示自己在入会的时候就见到过章程。

　　但王晓滨说，这是一份陌生的章程，在6月份维权之前，他甚至从来没听说过。

　　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章程，维权会感到难以接受，其中的“会员在俱乐部活动时自己承担一切风险……，均同意不对所有人提出任何索赔和要求，不管这种索赔和要求是因为所有权人（俱乐部管理者）主动或被动的过失行为或疏忽而导致的”等条款更是掀起轩然大波，被一部分会员认为是“霸王条款”。

　　并未参加维权会的咨询理事会成员刘位申也表示他在维权事件之前没有看到或知道俱乐部还有一个章程，他趁一次咨询理事会询问了7位会员，大家一致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份章程。维权会开始愤怒，他们认为这份章程是临时做出来的，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9月8日，安德森给几位会员发来一封信，表示将更改章程中不符合中国法律的条款。

　　信中关于修改章程部分是这样的：“我们还注意到会员章程中的一些条文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一致。例如，会员章程规定，俱乐部对于其成员在使用其设施和设备时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不负任何责任……其章程和内部规定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同样需要修正的条文。我们将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审视这些文件的其他条款，并在完成修订后发送给每位会员。”

　　魏得可对本报记者说，京城俱乐部和他本人重视每一个会员的所有意见，但是这些会员都只能是单个的会员，而不是一个维权组织。对于俱乐部章程的个别条款由于表述不清确实已经在修改，但修改工作只会征求咨询理事会的意见，不可能满足所有会员的要求。

　　维权会则要求俱乐部对章程问题展开一个公开的调查。

　　人数限制承诺之争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同样就一个事件听到两种完全不同说法的还有“俱乐部会员人数限制承诺”事件。

　　京城俱乐部的会籍已经由初期的5000美元涨到1.2万元美元，月费由当初的不到1000元上涨到1350元。根据这一收费标准，仅此一项，至少从会员

　　的经济实力上来讲，京城俱乐部是一个富人沙龙。

　　政商名流李嘉诚、谢国民等都曾是该俱乐部成员，这里也是中信董事长王军接待客人的地方。

　　俱乐部同时还拥有包括花旗银行、可口可乐、西门子等跨国企业在内的公司会员。

　　萧女士认为投资富人沙龙的会籍是很保险的。她是创始会员，在当初购买会籍时曾考虑过，一旦会籍升值或者她离开中国，要考虑卖掉。萧女士特别留意了当时俱乐部的一项口头承诺，会员不会超过1000人。但2002年，萧女士就听到了会员有1200人的消息。最近，京城俱乐部康乐部开始招募短期（一年）会员和按月交纳会费的康乐会员。这就意味着，原先只有持卡会员才能进入的俱乐部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处于半开放状态。

　　萧女士想出让会籍时发现，想把当初买来的会籍以1.2万美元卖出去并不容易。萧女士认为是俱乐部降低了对会员的要求，影响了会籍的价格和升值空间。

　　安德森在谈判会上说，现在的会员是850人，并明确称，俱乐部对会员数没有上限；魏得可说，他从未做过或听说俱乐部曾经做过类似承诺，并认为一个俱乐部应该在设施允许的范围内多接收会员，这样才能维持俱乐部在最佳状态经营。魏得可不认同“会籍是一种投资”的说法，俱乐部并没有告知会员会籍具有投资价值，认为它只是生活方式的投资。

　　事实上，直到双方坐上谈判桌乃至现在，无论是魏得可还是安德森，都不承认维权会的存在。

　　截至记者发稿时，维权会并未在会员人数承诺问题上取得进展。俱乐部方面坚持认为，会员人数的多少和会费价格的涨跌是经营行为，应该由俱乐部管理层判断。

　　京城俱乐部的另一投资方中信集团始终没有就相关问题答复过媒体。但据会员反映，秘增信出席9月3日的咨询理事会后，俱乐部管理层和维权会的沟通积极起来，态度也由刚开始的“能拖就拖”转向积极与会员沟通。与此同时，京城俱乐部也在9月8日首次向本报递交书面声明，声称京城俱乐部将尊重会员的建议，坚守服务质量承诺。

　　据接近秘增信的会员透露，一向低调的秘增信在9月3日的咨询理事会上曾表示，中信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会员的决定。

　　王晓滨说，现在维权会正在准备一封给王军先生的信，希望中信能对俱乐部管理层加强监督。

　　维权事件直指监管盲点？

　　维权会和俱乐部管理层的矛盾升级的极至是开始怀疑俱乐部存在的合法性。

　　有着40多年管理经验的美国俱乐部管理集团和中信集团（以京城大厦土地使用权出资）所面

　　对的最棘手的指责，就是涉嫌巨额违规发售会员卡、非法集资和会员对俱乐部财务运营的质疑。

　　1998年10月，中国出现了第一部对会员卡实行监管的法规———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联合颁发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

　　先于该条例而生的京城俱乐部，成立之初自然无法按照该管理办法规定的会员卡发放报批手续报批。但根据该条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

　　“发售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发售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

　　根据测算，京城俱乐部从1994年成立至今发放会员卡累计超过1000张，得到现金超过8000万人民币，加上每年超过2000万人民币月费的收入，因发放会员卡产生的费用早已超过国家规定需要报批的数字。

　　8月，维权会投书银监会和国家工商总局，反映上述情况，指京城俱乐部未经批准发放巨额会员卡，同时不接受会员的财务监督，建议有关部门核查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这部分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或其他投资渠道而非用于俱乐部建设，是否构成非法集资？

　　据可靠消息，维权会投书后，中信集团开始陆续接到询问的电话，一部分关注中信的人担心中信招惹上了最敏感的金融问题。

　　安德森通过在京一周的奔波努力，终于拿出了一个答复。

　　在一份书面材料上，记录着京城俱乐部到各监管部门咨询的结果：鉴于会员卡条例中没有规定在该条例颁布前发放会员卡的发卡者需要补办批准手续。京城俱乐部咨询了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的官员。根据他们的解释：迄今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尚没有按照会员卡条例的规定批准或监督过会员卡的发放。

　　根据国家工商局和银监会之间的协商结果，国家工商局将负责会员卡发放的批准和监督。

　　随后京城俱乐部咨询了国家工商局参与会员卡条例起草的市场管理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上述两个部门都表示，他们还没有开展任何关于会员卡发放的批准和监督工作。京城俱乐部每年均通过了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

　　这份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来看，国家工商局和银监会都没有建立会员卡发放和入会费收取的批准和监督程序。

　　尽管如此，俱乐部仍计划征求国家工商局和银监会正式意见，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上述两个部门备案。

　　至于会员提出质疑的非法集资问题，京城俱乐部认为，会员卡发放并没有承诺回报投资率，谈不上非法集资。

　　维权会成员王晓滨认为，自从发现俱乐部的合法性可能存在问题以后，维权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如果两个部门真的如京城俱乐部所说没有做会员卡的发放监督，那么会员卡的发放就处在真空监管状态。有消息说俱乐部在帐面亏损的情况下，把大部分收入拿来给股东分红、支付高达上百万人民币的总经理年薪，而不是用在俱乐部建设和经营上。那么类似这样的经营手法是否合法，俱乐部会员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由谁判断又有谁来管呢？

　　对于上述观点，俱乐部予以否认，并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是不是所有的俱乐部都和京城一样在监管盲区中经营？对于会员制俱乐部最核心的发放会员卡业务，如果监管部门真的并未启动监管职能，那么是否更多的俱乐部都存在管理层和会员的潜在矛盾？

　　记者就此分别致电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总局，但截至发稿时间未能得到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