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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一大问题正在于诉讼机制的事后纠错职能有所缺失，而非事前监督得不够。
正因为事后纠错不足，事前的规劝与约束即使周到无比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无甚收
获。
中国股市的确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过，这个十字路口最重大的抉择，并非走向可能虚假繁荣的“中心”或者走向所谓“边缘”，而是建立新的产权格局和法治秩序或者就此一路沉沦。
监管层最近欲竭力截断中国股市的“圈钱”通道，显示出其大致清晰的方向选择。近日，证监会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这些比以往更严厉的禁令包括，上市公司不得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不得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等等。
对控股股东的“圈钱”行为缺乏有力制约，一直使中国股市为人诟病，也是目前股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投资者信心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控股股东通过上市公司大规模“圈钱”的现象，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设计思路有莫大的关系。当初政府创办股市，便是希望通过它为国有企业吸纳社会资本，带动国企的改革脱困，减轻政府负担。然而，部分国有资本代理人没有严格履行大股东的职责，而是变相“掏空”上市公司，掠夺中小投资者。后来的制度发展也并没有很有效地堵住控股股东利用不公正的关联交易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圈钱”通道，违法贪渎事件时有发生。这给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独立性不断增强的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而监管部门有较强的动力来改变通道“异化”的状况，技术性地应付制度性的监管难题。
此次通知只是监管部门一直以来解决此一难题的努力的延续。从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检查办法》提出人、财务、资产“三分开”以及“资金管理安全性”，到2002年1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出台，监管部门都曾企图有效制约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过收效甚微。近期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1175家上市公司中，有57.53％的上市公司（676家）存在被大股东占用巨额资金的现象，被占用资金合计高达966.69亿元，相当于证券市场一年的筹资总额。
这也就意味着，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拿出更严厉的措施来管理控股股东，而在于反思以一己之力为何无法控制局面。其实，市场监管之难，不难在事前监督，而难在事后纠错。并非所有的关联交易都不公允，关键在于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否背离了合理的市场价格，交易信息有没有充分披露。这种判断在我国需要监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来斟酌判断。而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则一般利用司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诉讼机制在事后以“纠错”的形式来对不当关联交易施加惩罚，这种事后的惩罚实际上也给了关联交易一定的制度运作空间。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一大问题正在于诉讼机制的事后纠错职能有所缺失，而非事前监督得不够。即使上市国企的控股公司出了问题，也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惩处。这既体现在证券法律体系在惩处违法者、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尚有重要欠缺，司法救济严重不足，转轨过程中的“一股独大”对个体股东公平享有和行使权利的排斥力仍然强劲；也体现为执法效率低下，部分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结成的利益体往往妨碍司法公正，犯规者有恃无恐。
监管部门缺乏独立司法支撑的困难反过来又会限制监管部门的作为，包括此次证监会与国资委的联合发文。这两个部门的协同的确可以从监管方与责任方同时入手加强事前监督，然而，由于缺乏独立司法的有力支援，监管部门只好狠下杀手，为泼脏水不惜倒掉孩子。此次通知行文一刀切，甚至连有偿的拆借也一律禁止，不惜减弱市场活力，恐怕也是制度失衡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的替代性亏损。而且，国资委参与制定的这个通知超出上市国企的范围，覆盖所有上市公司，恐怕也未必恰当。
问题是，即便约束如此严厉，在诸种力量的掣肘之下，这个通知能在多大程度得到落实也仍然在未定之数。正因为事后纠错不足，事前的规劝与约束即使周到无比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无甚收获。那种三令五申之后“圈钱”通道仍然截而不断的可能局面将提示人们，确立良好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需要严格管理，更需要国企改革的推进，需要独立司法的支撑，需要更大范围内的协调行动，需要更深层次的决断。在事前监督与事后纠错的结合之上，才能建立起有效、公正的制度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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