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们的印象里，高校企业有人才、有技术、有资金，理应实力不俗、效益不俗。然而，一份以中关村校办企业为样本的研究报告却显示，实情并非如此。其原因何在
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锋
作为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大学办企业曾蔚为风潮。一些企业的绩效也很为不俗，比如诞生出了像北大方正等一大批的明星企业；市场也很认同这种现象，上市公司若一沾有高校概念就备受追捧，像清华同方、华工科技、东大阿尔派等都曾一度领股市之风骚———在人们的印象里，高校企业都是很风光的。
从总体看，实际状况如何？最近
，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与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高校企业的总体状况远非外界想象的那样风光。
这份题为《中关村校办企业现状与问题研究》的报告，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高校企业、隶属于科研院所企业与其他企业进行了比较。比较后的结论是：虽然高校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但其平均主营业务收入略低于其他企业，而平均经营利润比其他企业低将近一半，出口水平则不到其他企业平均水平的1／10。
另外，高校企业的科技活动支出和专利授权数均不突出，技术收入和新产品收入平均水平均低于普通企业———这与高校企业的高科技形象有些背离。
报告在分析原因中提出疑问：“在丰厚财力和人力资源土壤上，校办企业却没有结出知识创新、经济腾飞之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校办企业并没有发挥出其知识积聚效应呢？”
报告是怎样炼出来的
报告是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托，由北大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完成。8月中下旬，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1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该报告在科技园管委会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予以发布。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员赵慕兰说，从开始设立试验区，后经国务院批复升格为国家级科技园区，中关村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利用园区内的资源，促进高科技的发展。
“作为高科技形象的高校企业，到底办得如何，当然应为我们所关注。”赵慕兰说。
赵慕兰向研究者提供了园区内所有登记在册的企业资料，时间跨度从1995年至2002年。从企业性质、收入、利润、税收乃至员工人数、专利授予等都极为详尽。所以应该说，整个报告是建立在详实的数据基础上的。
“我作过粗略统计，如果要作分析，这些资料大概能有300多个变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周黎安说。
周黎安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擅长计量分析。他和北大网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懿一起负责这个项目。
据周黎安介绍，该报告总共花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大部分是由数据和表格组成，主观的分析很少，结论也相当简洁。一开始，他们就和赵慕兰形成共识，要作出一份独立、客观并主要基于数据而非主观推断的研究报告。
“我们是小心翼翼地作结论。现在国内有太多的定性研究，我们希望认真地做些定量的研究。”他说。
为了做到客观，赵慕兰在向他们提供企业资料时，刻意隐去了企业名称，以免妨碍他们的独立判断。周黎安说，在接手这批电子化的数据时，他并不知道这些数据代表哪家企业。
在看到报告的结论出来之后，赵慕兰很感意外。这位中关村科技园区负责人没有想到，拥有高校和高科技双重光环的高校企业，总体经营状况居然不如园区内的一般企业。
据北京市校办产业管理中心翟士良介绍，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北京市的校办企业在全国都遥遥领先。赵慕兰表示，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内的优惠政策，在京高校创办企业，一般都愿意在这里注册，科技园已成为高校企业的积聚地。
由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标杆作用，这种对高校企业经营状况的意外，从某种程度上，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光环下的“意外”
周黎安说，凡是在隶属关系上填“大专院校”的，他们都界定为高校企业。依此标准，2001年，中关村共有高校企业170家，隶属于科研机构的企业797家。
通过对2001年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校办企业平均资产近7000万元，而其他企业平均资产不到5000万元，说明高校企业资金实力较一般企业雄厚。此外，高校企业人员教育程度高，体现出高校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显著优势。
但研究发现，高校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其科研能力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其赢利能力更是远远低于市场竞争中的其他企业。
比如说，这170家高校企业的平均利润是146.1万元，而其他企业则为30..8万元。在科技活动支出、专利授权数、新产品收入、技术收入上，与其他一般企业相比，高校企业也处于下风。
进一步的分析则指出，园区内高校企业效益较差，并不是个别企业的特殊现象，说明的确存在着整体结构性的问题。
此外，高校企业负债比例很高，每年新增贷款远远高于其他企业。报告认为，由于在产权与人事上与学校的纠葛，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校办企业在资产运用方面往往不如民营企业那样谨慎。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重投入、轻管理。
此外，高校企业销售人员比例低，存货水平明显高出其他企业。校办企业容易以学校科研成果为主导，却忽视与市场需求的联系。加之科研能力并不突出，说明其市场竞争力不如其他企业。
一般看来，既然是高校办企业，可能在人才背景上享有优势。但是报告指出，高校企业的博士硕士比例与园区内其他企业相比，也没有优势可言。
如果没有这份研究报告，估计不会有人会想到，在一些高校所办的明星光环映照下，总体经营却难称乐观。这也正是赵慕兰的意外之处。
赵慕兰认为，高校企业是转型过程中的特定产物。创办它的初衷，一是有助于科研成果转化，比如在主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期，有些大学在和国有企业合作时，感到对方热情不高，或投入不够，最后索性自己创办企业；二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通过创办企业，为教育改革发展筹措了一定的资金；此外，校办企业还能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支持。
“如果承认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的话，科研成果转化已经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我们是不是该思考，高校是否应该继续办企业？”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教育界、科技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主流的声音仍然倾向于继续办下去。不过，这份报告的出台，无疑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谁妨碍了高校企业致富
对高校企业所能发挥的作用，翟士良的观点与赵慕兰基本相同。不过，他认为，从高校企业发挥的独特作用看，有其存在的价值。
“问题不在于高校要不要继续办企业，而在于高校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致命的。”翟士良说。
他表示，由于此份报告主要是基于中关村的企业，它是否能反映目前校办企业的总体趋势，是存有疑问的。
此外，翟士良认为，这些办企业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国有，所以高校企业实际上也是国有企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除了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办的企业外，其他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如果拿国有性质的高校企业与民营性质的其他企业相比，高校企业没有优势也在情理之中。
周黎安在报告中也认为，高校企业有国有企业的通病。比如权责不明确，校企难分开。国家、学校、研究人、经营者等多种主体关系纠缠在一起，难以合理界定、理顺产权关系。这使得校办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面临复杂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在沈懿看来，高校企业是一个特殊群体，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独特现象。
“给我的感觉，校办企业比国有还国有，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很多方面它无法做到独立性或纯洁性。”沈懿说。她所在的北大国研在靠近北大的太平洋大厦办公，因同一大厦内还有很多北大的校办企业，沈懿平时与这些企业也多有接触。
她表示，纯粹的国有企业虽然有很多弊病，但企业的目标主要还是赢利。而且国企中选用人才，一般多少还会任用那些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人。高校办企业，可能经常把一些本身丝毫不懂经营的人指派去做企业，而且还可能经常换人。
此外，高校办企业时，往往附加多重目标如科研、教学，甚至学校建楼都得企业掏钱，企业自身还要赢利。多重目标糅合到一起，加上纯粹的国有体制，这种负重前行的后果，沈懿认为，导致高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高校企业开张的时候很热闹，就像开学术研讨会，名流云集。但可能过不了多久，企业就听不到什么动静了。”
赵慕兰说，虽然对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感到意外，但在认真分析其原因之后，便不觉意外了。在看到这份报告后，赵慕兰想起了现微软高级副总裁、前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的话———“高校不应该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搞企业”。
同时，她表示，这份研究报告带有很大的学术研究色彩，目的并不是对高校企业去留作出结论，而在于希望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企业现状的重视。“比如，高校办企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转化途径，校办企业是否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表：
中关村校办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各项指标的平均情况对比（详见报）
注：根据报告中提供的表格编辑而成，此表采用的是2001年数据；样本总量：中关村科技园区内2001年所有填写了资产总计项的企业共有7938家；校办企业：在隶属关系栏填写“大专院校”选项的企业；隶属科技机构企业：在隶属关系栏选择中科院科研院所、其他部委科研院所，地方科研院所的企业；中关村2001年校办企业共170家；隶属科研机构的企业797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