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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救不了大危机；福利国家的财政，无法跳出税收、支出交替上升的怪圈；凯恩斯学派的补偿性财政，也在风光了几十年后，给西方经济带来了“滞胀”，并且至今没有找到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王东京 李莉
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政府职能做过不同的定位：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就是个“守夜人”。但到了凯恩斯时代，政府的责任变大了，看门的老头变成了居委会的老太太，不仅要协助民警搞治安，遇上邻里纠纷、婆媳吵架，还得出面调解，或者替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争取点救济。后来，福利国家兴起，政府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都要管一管。这个时候的政府，更像一个家庭保姆，事无巨细，都得操心。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政府要履行好职能，必须借助一定的财政手段，由于职能定位不同，实行的财政政策也就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充满阳光。在这条金光大道上，凭借着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达到供求基本平衡。因此，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他们都认为，政府的职责只是在生产之外，财政活动也仅仅局限于维持政府运转，是社会财富的一种纯消费。因此，他们主张，政府花起钱来不能大手大脚，而要锱铢必较，对财政支出要有严格的限制，这种认识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廉价政府”。此外，他们还认为，只有平衡的预算才是稳健的财政，才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因为，赤字预算使政府公共活动扩大，会导致私人经济部门相对萎缩，并引起通货膨胀。为此他们主张，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减少税收，使每年的预算都保持平衡，收支大致相抵，不能入不敷出。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这一套政府理财方针，被称作“健全财政原则”。
1929—1933年，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在这场大危机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千百万人被抛上街头，萧条的阴影久久不能散去。对此，传统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坚持平衡预算的各国政府也束手无策。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主张政府应当摒弃平衡预算的束缚，大胆实行赤字财政。凯恩斯认为，对30年代的大危机，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发挥正面作用，反而推波助澜，使危机雪上加霜。当经济出现衰退时，税收必然会因收入下降而减少，此时政府仍坚持预算平衡，势必要提高税收，或者减少政府支出，税收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少了，支出自然减少，此时政府支出也降低，那么整个社会的总支出进一步下降，就会加深经济衰退。反之，当存在通货膨胀时，税收会因收入上升而上升，为保持预算平衡，政府只能减少税收，或者增加支出，前者使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支出相应扩大，再加上政府开支增加，于是社会总支出进一步扩大，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从以上分析来看，追求年度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元凶之一。凯恩斯提出，大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常态，那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能自发地达到经济平衡增长所必需的水平。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不能靠市场机制本身来实现，而必须扩张政府的财政支出，推行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弥补私人有效需求的不足，以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均衡增长。
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使西方国家不仅度过了大危机，而且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凯恩斯主义也因此得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追随者又将该理论体系不断发扬光大，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便是其中的一名干将。他认为，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是在大危机的特殊时期产生的，也的确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永远处于危机中，而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因此，财政政策就不能以扩张为基调，而应根据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交替地实行紧缩与扩张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学上，称之为补偿性财政政策。具体操作起来，要求财政政策相机抉择，逆经济风向行事：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要增加开支，降低税率，造成预算赤字，以拉动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则要压缩开支，提高税率，造成预算盈余，以减少社会的过度需求。按照这种政策，财政预算无须年年平衡，可以在萧条时期实行赤字预算，繁荣时期实行盈余预算，使经济在大的周期内盈亏相抵，收支基本平衡。
凯恩斯理论诞生以后，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繁荣。欧美诸国经济实力日增，政府的职能也不断膨胀。尤其是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后开始建立“福利国家”，财政政策也围绕这一目标，相应做出了调整。以英国为例，其福利体系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英国公民从呱呱落地起，就有儿童福利金在等着他；上学以后，可以拿教育津贴；除几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外，看病几乎不用掏钱；年纪大了，有养老金；失业有失业津贴、社会救济；另外，还有生育补助、住房补贴、困难补助等等，政府对公众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中国有一句老话，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建设福利国家，政府职能无限扩大，开支有增无减，要消除高额财政赤字，最终出路只能有一条——增税。英国人在享受前所未有的高福利时，也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税收负担。197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英国企业的税后利润仅为8．5％，比北美国家低了7个百分点。实行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固然使英国人的收入更加均等化，但那些富有创意的人才，勇于冒险的投资者，却大呼吃亏，大量的人才和资金远离英伦，另择良枝。原本一心为民的福利财政，却成了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有悖决策者初衷。一味实行福利财政，使政府骑虎难下，步履维艰。
其实，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救不了大危机；福利国家的财政，无法跳出税收、支出交替上升的怪圈；凯恩斯学派的补偿性财政，也在风光了几十年后，给西方经济带来了“滞胀”，失业率与物价同时上涨，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管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政策，都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当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又都给后来者留下了可以完善、改革的余地。经济学家也好，政府决策者也罢，若能从中汲取营养，得到教训，既不断章取义，又不轻率抛弃，兼收并蓄，立足实际，必能使将来的财政政策少一些缺陷而趋于完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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