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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海坤
号角声中缓慢“行走”
行走西北，广袤的荒原和干枯的季节河并没能湮没掉一种希望，那是一种自西部大开发起就燃起的关于西部的希望，但是当记者做完西北民企生态调查之后，心头那关于西部浓
浓的希望开始淡去，随之而来的困惑越来越深。
有着160万平方公里的西北大省新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却没能利用好，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是当地一些非资源型企业偶有超常发展，而其他一切仿佛笼罩在一种“怪圈”里，少有人思考如何去破除它；青海的资源储备几乎令其他省份妒忌，旅游资源更是得天独厚，而整个经济却显得迟钝，这里的企业人士在同记者的接触中，总显现出一种共同的顾盼游移，对投资和进一步的企业拓展显出焦虑；甘肃的经济就像温吞水；内蒙古有资源，也有工业基础，但却是表象繁荣，企业大多“外强中干”，据说为融资手段使尽而大多无果，何以非要这样？最小的省份宁夏，资源少，基础差，政策跟不上，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那里的企业家感叹最多的是为什么五年或十年前没能离开这里到东部创业，以至于今日只能暗淡前行……
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西北缓慢“行走”之态昭然，似乎与国家的政策口号、西北人心中的期待相去甚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卡住了西北的脖子？西北经济开发的关节点在哪儿？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专家。
要有选择地重点开发
对此，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的一句话描述的很形象：“如果说东北是个病人，那么西部则是个小孩；病人只要治疗一下就可以继续走路，小孩则必须等他慢慢长大。”肖金成表示，西部开发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个长期的过程，至少要有50年的心理准备，而前十年只是打基础。
肖金成关注西部始于1990年代，1999年曾参与作了整个西部的大调研，他指出，西北地区地域广阔，气候干燥，地形地貌成多样性，生态被破坏十分严重。就恢复生态这一点，三五年时间是绝不可能恢复的，生态恢复需要长期的过程。西北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一代人的培养，就至少需要十年。由此，西北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地域整体的现代化必然目标遥远。这就需要开发的过程要有选择，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开发，而是有选择地重点开发，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因为西北地广人稀，在各种因素均恶劣的地域，采取政府输血的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无助于整体社会效益的提高。相反集中优势力量，做重点区域建设反而效果会好，所以西北开发一定要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路子才可能有希望。
“倾斜政策”几乎为零
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指出，研究近年来的各项资料和数据可以发现，在2000年国家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对比其前后几年的各项指标，明显的显现出，“大开发”以后甚至还不如“大开发”之前。最明显的就是，东西部差距的逐年大幅度拉大，东部越发表现出飞速发展，而西部却在缓慢“行走”，这是明眼人都能注意到的。袁钢明指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三年里，政府在西部就做了两件事：一、基础设施建设；二、生态治理。除此之外几乎为零。最为不可理解的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倾斜政策”也几乎为零。这一点可以同东部相对比，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倾斜政策是广泛且丰富，而西部不论从土地的批租、地价还是税收以及金融借贷都无“倾斜政策”可言，甚至这些领域的政策比东部还差，这怎么能够吸引外力作用到西部呢？显然，没有政策倾斜怎么“大开发”？说“大开发”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关键在于冲破职能部门“壁垒”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分析说，西部大开发看似没有政策倾斜，致使西北地区缓慢“行走”，产业状况明显下降，实际上是职能部门的壁垒所至。魏后凯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国务院有几个关于西部开发的政策文件，应该说不仅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而且也显示出了优惠，但除了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个配套的政策外，其他相关部门都没有相应的配套执行方案，而部分职能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和业绩的考虑，在同等情况下，更愿意将政策向东部倾斜，以便效果更明显，回报更快更高。如银行系统就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在选择资金流向时，往往倾斜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而且到目前为止，国家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的确比西部地区要多，虽然已在逐步调整，但这中间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但目前有两个因素正在显现出西部的希望：其一，虽然东西部差距在不断扩大，但差距扩大的速度却显示出越来越小；其二，虽然一直以来沿海地区的投资效益较高，但最近几年已显现出其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这两点无疑对西部是极为有利的，当原本活跃在东部的资本大量西移时，西部发展的机会就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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