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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东亚金融贸易合作组织亚细安成立，但此后亚细安主要的成就是在外交与安全方面。例如在1991年推动柬埔寨和平，立下很大的汗马功劳。但经济表现一般，缺乏可观的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多次爆发金融危机(1992年欧盟、1994年墨西哥、1997年东南亚、1998年俄罗斯、1999年巴西、2000年至2001年土耳其、2001年至2002年阿根廷)，其危机
的原因、导火索、源头、规模、危害性各有不同，但是其相同点都是忽视了金融危机前的风险管理，都是短缺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
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早认为东亚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他提议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他的这个提议。在美国的反对下，EAEC终于流产。
1995年英国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1997年日本山一证券破产，都是隐性坏账扩大到超过其对负债和日常现金周转的支付能力使该机构的信用风险一点点演变成信用危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推进了东亚金融合作的进程；
以泰国发生的泰铢危机为导火索，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波及到基本经济面比较薄弱的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货币纷纷迅速贬值；投资者恐慌性撤资使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严重地冲击。而后，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冲破地域限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1997年10月初，欧洲各主要股票市场纷纷下跌，同时，日本股市、澳洲股市及拉美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了一国的金融状况迅速向全球传递。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政府提议由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以更好地抗御金融危机。这个提议同样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1997年12月，第一次东盟加中、日、韩(9＋3，1999年4月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为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一会晤机制为东亚各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支持。在1998年12月第二届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提出在10+3框架内建立财政和中央银行的对话机制，获得各方赞同。此后，首次10＋3财长会在1999年4月举行，标志着10＋3财金合作机制的初步形成。
亚洲金融风暴暴露了亚细安成员国的经济脆弱与缺点，亚细安既无法抵抗外来势力的侵袭，也无法通过它本身的力量，攻克区域经济危机。马泰印这主要的三个成员国同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相当重大的创伤，尤其是印尼，由于政治不安，社会动荡，种族冲突，经济疲软至今还无法全面复原到1997年以前的状况。
1997年金融危机的高度传染性使得东亚各国意识到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现象，单独一个国家往往很难独善其身，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因此，亚洲开发银行实施了一个小规模的区域技术援助项目，帮助10＋3国家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模型。
整个东北亚地区(除日本、朝鲜之外)发展势头比亚细安(除新加坡之外)优越得多了。由于亚细安的经济发展后势欠佳，因此，亚细安的领袖们，尤其是新加坡的领导人，深深地了解到，跟中日韩的经济挂钩才可摆脱亚细安经济困境。这种取长补短的作法，可以帮助亚细安走出艰难。
1999年11月，东盟10＋3机制成立。
1999年11月22日至25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亚细安10+3”的非正式峰会上，代表亚细安正式向中国、日本及韩国，提出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如果这个划时代的建议能够落实的话，这将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经济革命，因为东亚经济贸易区将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代表着超过20亿人口的市场。中国、日本以及韩国这三个东北亚国家的总生产值高达美金5500兆，而东南亚十国的总生产值则是6750亿美金。在25日记者招待会上，吴总理正式宣布东亚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关税保护的贸易壁垒。因此，这个自由贸易组织不是用来对付美国所提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对付欧盟。换句话说，东亚自由贸易区，可以配合亚太经合论坛(APEC)以及世贸(WTO)，甚至与欧盟，在环球化影响之下，在整个世界经济领域当中，扮演一个积极互补的功能，而不是扮演一个消极对抗的作用。如果亚细安能够向美国、欧盟保证东亚自由贸易区是要促进经济区域主义的成长，为全球经济扮演一个积极催化的作用，促使世界经济成长，那么，东亚自由贸易区要落实和发展还是有可能的。
2000年在亚细安第四届非正式峰会上，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郎宣布日本要拨出美金150亿元，发展“森喜郎E行动计划”。在这个计划下，日本将优先资助亚细安国家发展高科技资讯产业以及知识经济等，步上资讯革命时代。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宣布，韩国要拨出美金1亿6470万元援助亚细安。参加会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也表示，北京愿意拨款美金500万元作为中国与亚细安合作的基金。从战略、安全、经济角度的考量，中日韩原则上同意支持亚细安拟议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愿意与亚细安合作。中国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与亚细安合作，因此，北京建议先成立中国—亚细安自由区，然后，再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此外，日本也要与亚细安商讨如何促进与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关系，以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
2000年5月，在亚行年会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建立自助和支持机制、促进国际金融改革。
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就开展东亚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及形式进行了商议，签订了著名的“清迈倡议”。此协议将东盟之间原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已扩大到10亿美元；同时，扩大货币互换安排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东盟成员、中、日、韩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其中，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一，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二，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双边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三，研究如何将东盟10＋3各国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市场。
与会财长，清迈协议表现出东亚国家携手来共同处理突发性金融危机的决心。
目前，“清迈倡议”的落实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日、韩之间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签署了多笔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协议(BSA)，累计金额达185亿美元。尤其是日元与人民币的互换虽然与发生货币危机时用美元同本币交换的机制不同，但是在外汇储备额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外汇储备居第二位的中国之间构筑外汇通融体系，将是突发性货币危机处理的安全保障。
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东盟10＋3财长会议，宣告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早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公司企业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
2001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东盟＋3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这个倡议获得东盟十国的一致同意，并将很快进入磋商和正式谈判的阶段。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之一是促进东亚地区的金融稳定。在朱总理提出的五条原则中，第三条强调的就是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合作，落实清迈倡议。让各国最高领袖考虑如何落实这个计划。至于东亚自由贸易区是否落实，主要取决于亚细安领导层以及中日韩的支持程度。如果这三个国家反应消极，美国公开反对，那么，东亚自由贸易区要落实的可能性就很小。
2002年1月，日本政府与新加坡缔结了两国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政府将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与其他国家、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步伐，最终发展为广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进入正式运作阶段，还有意向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敞开大门。
2002年3月，日元出现新一轮大幅度贬值，汇率已跌破130日元兑换1美元，达到1998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日元疲软固然是日本经济由长期低迷不振、进一步跌入衰退的反映，但在美国默许和日本政府纵容并诱导下的日元贬值，实质上是向亚洲国家转嫁危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元又一次大幅度贬值，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有可能产生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2002年年3月29日，中国又同日本缔结了在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它以日元和人民币为提供货币的对象。人们认为日元与人民币的互换虽然同在发生货币危机时用美元同本币交换的机制不同，但是外汇储备额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外汇储备居第二位的中国之间构筑了外汇通融的安全保障体系，是一个巨大进步。
2002年4月，随着亚洲博鳌论坛的圆满结束，包括15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的东亚区域自由贸易合作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说，日本有意加快和14个邻近国家和地区成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与北美和欧洲的类似经济联盟竞争。同时，健全东亚区域内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机制。东亚国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互助互利，避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各自为政，甚至实行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增强危机处理能力。东亚双边互换网络的紧急支援机制基本形成，是东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加强区域合作的结果。
2002年11月，由相关国家组成的政府级研究会——“东亚研究集团”在柬埔寨的13国首脑会议上报告区域经济联合的初步计划。
东亚的15个国家与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要对这个拥有20亿之众人口的巨大市场进行经济调整，通过区域内贸易以及投资的自由化，使包括日本的东亚各国经济长期增长成为可能。
日本人的理想情况是，这个贸易区在2010年之前便开始运作；2010年是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国之间开放自由贸易的最后期限。作为自由贸易区域合作的第一步，将是首先在东盟以及日本、中国、韩国13国间就建立自由贸易圈达成共识。
2003年4月-6月的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再一次将东亚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形相似，由于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的爆发，经济增长的预期大幅下调，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金融蒙受更大的损失。
SARS的大面积蔓延，使银行短期财务状况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增长受到压力。持续时间较长时，会导致银行业务缩减，坏账风险提高，少数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甚至破产会产生连锁反应，并迅速传递。这种传递可能会由局部的金融市场扰动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系统更容易形成这种传递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间繁杂的借贷关系，任何一方的支付困难都可能导致流动性上的传递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债权人挤兑行为的传递。当市场信心发生危机时，金融脆弱性将会暴露得十分明显。心理预期因素的传递性会削弱金融市场的支撑力，导致市场的联动。全球化链条上的任何一个薄弱环节出现金融动荡，就会迅速向相关国家传递，从而可能形成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SARS疫情已经对东亚地区的银行财务状况造成了直接影响。
股票价格作为宏观经济走向的领先指标，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宏观经济未来的走势。受SARS的冲击，股市不确定因素增加。因此，突发性公共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投资(包括FDI)与消费水平，还可通过金融传导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如银行信用传导渠道、股票价格传导渠道等。如果突发性公共疫情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而引发投资者信心丧失，可能会出现恐慌性抛盘，股票价格的下跌会通过财富效应、托宾效应及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投资与消费产生影响，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将越大。
现在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结果不仅可能使金融危机的全球化，也可能使突发性疫情的全球化。因此，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防范、处理突发性风险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突发性公共疫情SARS，由于它的高感染性及神秘性，一度引起人们心理的恐慌。这次突发性的SARS，再次打击东亚经济。渣打银行的SARS最新研究报告预测，东亚经济将损失165亿美元，增长率也将下降0.6%，全球损失将达到1500亿美元。
2003年4月中上旬，国际社会要求开展东亚联合防范SARS的呼声十分高涨。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SARS问题的特别会议，与会各国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磋商，提高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并及时通报疫情，携手共同对抗SARS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
目前，东盟各国普遍认识到，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威胁的必要性，但是合作的基础是各国必须拥有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衡量指标，并应当及时建立一套针对于突发性公共疫情的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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