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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改革进入“倒计时” 地方政府借势齐发力
国资改革高调加速
编者按
在一轮轮的国企改革之后，此轮国资改革最大的“卖点”在于退出的领域与力度以及地方政府“勇于改革”的积极程度。
一直以来，国企问题决非单纯的企业问题，而涉及国企的政策设计，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难有左右逢源上下叫好的说法。国企天生俱来的标签及其意识形态的含义，一直都是国企改革中难以跨越的坎——在耗费众多政治智慧的同时，也耗费着众多人众多的时间。
不胜其累的是身处一线的地方政府，他们在此轮改革中的角色值得关注。而那些新面孔新资本，就交给市场吧。
国资委立下军令状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破茧而出，这个全新的政府机构在精心安排自身组织管理架构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为处于改革新阶段的国企布局。7月10日，196家中央企业领导人奉诏进京，参加国资委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大企业工作会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在座中央企业领导人的要求掷地有声：“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四天之后，在国资委的花名册上，原来的196家中央企业变成了191家，而中国药材集团公司、中煤建设集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华轻实业公司等五家企业在国资委等中央政府机构的搭桥牵线之下，“火线”上就并入其他中央级大企业当中。
围绕着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排头兵”的要求，国资委对各大国企提出的明确目标就是：争取做强做大，集团的母公司结构一般应控制在三个层次之内，企业的主业不要超过三个，过大的要逐步收缩。不仅如此，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还拿出详细的时间表，要求对于在整合中被淘汰出局的不良资产实施政策性破产，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使长期积累的需要关闭破产的企业退出市场，进而消化历史遗留问题。
基于中央的指导思路，各地纷纷加快了国资并购重组的步伐。这其中不论是政府主导下的“拉郎配”，还是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强强联手，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外来资本的合纵连横无疑给外界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演进了数十年的国企改革运动和发轫于1994年的国资清退运动，在国资委的牵头下将会被推向一个新的高点。
沪、深、京暗中较劲
事实的确如此。在国有企业整体改制的大背景下，以上海、深圳、北京为代表的地方省市自然不愿坐失良机，而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国资清退运动就这样扑面而来。
今年上半年，上海在商业和旅游领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大张旗鼓地组建了百联和锦江国际两大集团，被业界视为上海5000亿国资改革的热身运动。近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揭开面纱，公开了国资委初步设立的14个行政处名称、归口管理的国有控股大集团。不仅如此，上海政府还极力推进国资流动的信息平台——产权交易市场的整合。有消息指出，上海方面正计划把原来财政局下面的上海产权交易中心和上海高技术交易所合并，前者2002年交易量达到1080亿，而后者的交易量为1179亿，合并后交易量在全国最大。一旦这个最大的产权交易平台得以确立，那么上海在国资改革方面的中心地位也就不言而喻。
尽管上海的攻势咄咄逼人，然具有改革先行优势的深圳特区在这一方面也是当仁不让。早在去年8月份，深圳市就首开先河地推出能源、燃气、水务、食品和公交等五大垄断性、基础性行业国资的国际招标，出售部分国有股权。这五家公司中，食品总公司拟转让的国有股最多，达70％，最少的也有25％。日前，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在市总商会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国企重组两年内将全面开放，垄断性公共设施领域也将不受限制，包括垄断性、基础性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也将全面开放。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初步方案也在制定中，届时企业无论赚钱与否，都要减持。”深圳对于国资改革的决心和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上海、深圳等地的国资重组进程相比而言，北京国资重组的步伐较为谨慎。但进入七月以来，北京国资重组有了实质突破。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向外界宣布，北京决定拿出104家业绩良好的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面向外资和民间资本寻求并购重组。陆昊对外界表态，北京将允许外部资本绝对控股。作为首都，北京工业重组亮出如此开放的姿态的确出乎人们预料。业界分析，自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后，关于国有资产的经营监督思路已经进一步明晰，以李荣融为代表的国资委主要领导频频造访各级国企开展调研，并且在不同的场合为公众描述了一个渐趋明晰的国企改革的未来。正因如此，居于国家各大部委“眼皮底下”的北京，才能够如此大胆地出手不凡。而首批104家国企的252亿国资对外资与民资开放后的出路与结果，对北京国资的未来布局意义深远。
沪、深、京三地种种动作的背后，不难看出，确立城市创新优势，争夺下一轮发展定位高点的努力。
国资流动呈现“加速度”
地方不断高涨的改革热情，点燃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激情，也推动了国有资产流动的速度。近一段时期，证券市场上频繁演绎的国有股权变动已令人目不暇接：南钢股份爆出要约收购；ＳＴ天鹅集团公司的整体国有股权转让；长江股份、ＳＴ合成的大比例国有股权转让及托管；ＳＴ小鸭达成转让国有股权的意向，这些无不折射出新一轮国资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为了加快国资改制，各地接二连三地推出新招数，湖南省官员甚至放言准备甩卖所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而四川方面则提出要“百分百触动产权、百分百转换职工身份、百分百转换经营机制”，一副“动真格”的架势。南钢股份、ＳＴ天鹅、庆丰股份等公司所处的江浙地区，目前似乎已成为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急先锋”，国资转让的力度令人惊叹。ＳＴ合成、四川金顶以及ＳＴ小鸭所在的四川、重庆以及山东，一直希望借助新一轮国资改革能够实现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更是激流勇进。而长江股份、惠泉啤酒刚上市不久就发生国有股权转让，从中亦可管窥福建、安徽等省份不甘落后的急切心情。
对于国资流动呈现的“加速度”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在总体上表示肯定。目前，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约7．7万亿元，国企数量约17万家，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张文魁笑言，“国企几乎遍布了从导弹到洗澡堂子的所有行业和领域，如果国有资本不加快退出，仍然保持这么多的数量，那么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不可能显著地解决国有资本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而，他认为“促退”将有利于证券市场形成新一轮市场化的购并重组浪潮，有利于改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
张文魁长期跟踪在国企改革的第一线。在分析地方积极性高涨的原因时，他认为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与国有企业打交道，并要对国企的经营问题负有相关连带责任，因而地方对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的国企早已不胜其烦；二是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国企还不足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只有引进外资、民间资本，才可能调整原有的经济格局——这大概就是地方国资清退的重要动力。 本报记者 黄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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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央的指导思路，各地纷纷加快了国资并购重组的步伐。这其中不论是政府主导下的“拉郎配”，还是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强强联手，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外来资本的合纵连横无疑给外界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演进了数十年的国企改革运动和发轫于1994年的国资清退运动，在国资委的牵头下将会被推向一个新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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