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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资本的逐利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身对于政策的正确认识并基于此构建起立足长远的赢利模式，无疑是更可值得尊重的高明之举
8月26日，受央行调高准备金率政策影响，上交所1天期回购协议利率猛升至15.85%，
上涨1424个基点；基准7天期回购协议利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4.77%；3个月期央行票据票面利率亦涨至2.4349%新高。有外电评论，这一事实表明，为了抑制美元流入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吸纳资金流入的成本是何等昂贵。
境内外叫嚣人民币升值的利益集团“幸灾乐祸”未免为时过早且颇有些主题先行的味道———这点暂且按下不表———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准备金率微调一个百分点，果真会令市场资金短缺至斯？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目前，中国的准备金利率为1.89%，反观经过8次降息后的活期存款利率仅为0.72%，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1.71%，半年期才达1.89%。由此，截至6月末，中国银行业平均超额准备金率达3.88%（其中国有银行3.65%，股份制银行4.06%）。而一般来说，银行因正常流动性需要仅需2.5%左右的超额准备金率，因此，这种准备金率的调高只是把商业银行原来的超额准备金的一小部分挪动了一下账户而已，对于整体贷款形势、资金供求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央行货币政策的被钝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各界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央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惜贷成风”之间的矛盾一度曾使1.89%的准备金利率备受争议。为此，笔者还曾专门撰文指出：造成银行惜贷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利率非市场化，其后果是资金市场的价格扭曲，商业银行缺乏承担高风险的利益驱动；二是社会诚信的缺失，超高强度的信贷风险不由得商业银行不望而却步；三是商业银行内部激励机制的不合理，各级信贷部门、人员明哲保身。这三个问题解决不了，贸然逼银行扩大信贷盘子，其后果只能是大大抬高信贷风险。（详见本报2002年8月16日4版《超额准备金利率不宜降》）。
而后的形势变迁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笔者的意料。由于房贷、车贷等贷款品种的“异军突起“，加之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的现实需求，今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9%，为1996年以来最高值；今年1-6月，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增加1.9万亿元，同比多增1万亿元。而2002年全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累计增加仅1.9228万亿元。半年内，金融机构贷款累计增加额已约等于去年全年的增量。
然而，即使在今天看来，笔者当时的判断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有数字披露，去年下半年，央行对部分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情况进行检查的结果是，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分别占总检查笔数和金额的9.8%和24.9%；与此同时，央行旨在规范房地产贷款、为房地产经济降温的121号文在实际执行中却又遇到重重阻力。综上可以认定，央行此次调高一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其政策指向，是信贷风险，尤其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外资超常流入而被动加大货币投放情况下的信贷风险。因此，我们更可将该种货币政策的调整理解为“抵消型”、“稳定型”，而非“紧缩型”，它更多地立足于“信号”、“指导”、“窗口”作用，而非实质性的影响。
从央行历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下调抑或上调，针对当时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均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境内货币市场利率的上行却与缓释人民币升值压力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为此，笔者认为，资本的逐利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身对于政策的正确认识并基于此构建起立足长远的赢利模式，无疑是更可值得尊重的高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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