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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如果有规律可言的话，那么周期性发生的所谓大讨论就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水皮在新近出版的《博傻》一书中专有一个章节，题目就是“大辩论为什么总没完”
。“市场只要有交易，就有走向，就有股评家作出不同的判断，除了走势向右发展这一点是永远正确的之外，任何神仙大帝的预测都只可能有50％的正确，这样辩论就不可避免”。当然，水皮在这里阐述的只是一般规律，事实上，围绕中国股市的任何一次辩论意义都远远超出指数的范畴，涉及的实际上都是大是大非问题。
比如，1995年有过由吴敬琏先生发起的“寻求股市大智慧”的讨论，2001年有过五名学者联手质疑吴敬琏先生“赌场论”的大讨论，2002年有过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全民大讨论，2003年，也就是现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国股市是不是已经边缘化了。
这些讨论也好、辩论也好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大多数发生在行情低迷的时分。
其次，讨论的是些永远没有结论的话题。
再者，严格的讲都是一些伪话题。因此，但凡这种讨论，“每一次都是众口难调，每一次都是真理越辩越糊涂，每一次讨论的下场都是不了了之，每一次讨论后大家的思想不是统一了，而是更分化了。于是，每一次讨论都为后一次讨论留下伏笔，在不断的讨论中，中国股市开始跳起‘秧歌舞’，指数也开始由终点回到起点。”
中国股市是不是边缘化了，这个话题是由《上海证券报》发表孙成钢“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引起的。孙成钢是山东神光咨询的老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散户，确切的讲是吃股评这口饭的，股市低迷，做股评的日子也难过，引发孙成钢的思考也就理所当然，孙成钢的这些思考正好给自己撰写有关中国股市缺陷研究的博士论文提供了素材，也正好和证券报的编辑记者产生共鸣。更为巧合的是，就在这封“读者来信”发表的前后，7月份，沪深股市开户人数出现负增长的消息引起了市场人士方方面面的关注，直接融资比例下降、新股难以发行的消息也开始见报，被寄予厚望又最终悄无声息的券商座谈会也就那么回事，因此得到市场的反应也就很正常。
那么中国股市是不是就边缘化了呢？是不是因为尚福林当主席“无为而治”就成了弱势主席了呢？是不是因为央行行长周小川频频露镜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了呢？是不是新成立的银监会集中出台的强硬监管措施就抢了资本市场的戏份了呢？
答案似是而非。
水皮在尚福林主席履新之际发表“尚福林只需无为而治”一文时就提出“中国股市不缺思想家，中国股市不缺空谈家，中国股市更不缺政治家，中国股市缺的是脚踏在全体投资者中间、嘴对着决策者的实干家，具有强烈平民意识的实干家”。中国股市连续这么长时间的低迷和过去两年我们片面强调“国际化”和“市场化”，和我们市场政出多门法无定则有关，和我们朝令夕改缺少诚信有关，这个时候低调的务实的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是这个市场的需要，也是全体股民的福音。可惜的是，我们是如此的不习惯。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的主席是格林斯潘，但我们知道美国证监会的主席是谁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市场证监会主席成为焦点人物，不是这个市场成了社会焦点、出了大问题还会是什么呢？2001年的时候，朱镕基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的问题有一半和证券市场有关，此后的市场表现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证监会主席成为强势人物只能说明这个市场的监管存在重大缺陷，我们还期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吗？
中国股市会不会被边缘化呢？
不会。
目前，沪深两市的市值占GDP不到40％，和发达国家股市市值是GDP的几倍相比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直接融资在中国仅仅是起步阶段，这些都决定了所谓的边缘化只是杞人忧天的事。
出现这种担忧和我们对于市场的误识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投资者的赢利模式和比例，股市究竟是负零合游戏还是正零合游戏。这个话题这里暂不展开。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导致我们出现这种担忧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恰恰在于我们的急功近利和政策依赖症。尽管我们说政策市是多么的不正常，是多么的违反市场规律。但是，一旦市场低迷了，我们却对政策的刺激充满了期待，毕竟像“5·19”那样的行情只有政策才能导演，政策才能决定股市的生命，一旦政策真空了，我们便茫然不知所措，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
这不是伪话题又是什么呢？ （1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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