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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张哲诚
发自苏州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忽然又热了起来。
很有意味的是，与上世纪90年代的大讨论不同，它并非缘起于学院，最后在工具理性的主流声浪下消音，而是在城市争相打造品牌形象的当下，人文精神不再被视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对立面，在城市管理者的眼中，它被看成是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苏州在10年间，GDP从526亿元跃至2080亿元，2002年仅低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排名全国第五位，其中人文是不可少视的促进因素。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全国很多城市开始讨论城市的人文精神，上海、杭州、苏州尤盛，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强市。广东省也郑重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塑造现代“广东人精神”。
这次，人文精神俨然从边缘来到中心位置，如果能在制度层面和人文精神之间找到对接点，那么，它必将促进经济发展，成为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从此找到安身立命的居所。目睹苏州近几年城市嬗变，的确为人文精神在城市的复兴中，提供了不可小视的现实理由。
苏绣的双面启示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有座匠心独具的雕塑，呈现螺旋上升结构，雕塑上刻着两个字—“圆融”。这是苏州城市变迁的一个鲜明标志，它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就是—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的互融共生。所以，回味苏州近年来一鸣惊人之变，发人深醒之处，其实并不仅只是GDP的跳跃增长，科技产业旋风的高调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苏州的现代化与科技化进程，为什么竟没有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千百年来的老街古巷为什么可以完好无损？为什么旧貌不改，却依然能够另塑新颜?
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认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有的城市都努力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但城市发展的目标其实不应该是在“现代”那一端，而是在传统与现代这两点的中间。
显然，苏州就是一个沿着传统与现代交汇互融的方向走去的城市，不但古风依旧，又一步踏上了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轨道。原因之一也许是，苏州人深谙“双面绣”之道。
凡是亲眼目睹过苏绣技法的人，都会被“双面绣”的高超技艺所折服。苏州副市长朱永新形象地指出，苏州的城市发展就如同“双面绣”：一面是科技，一面是人文；一面是传统文化，一面是现代经济，协调地合为一体。
这个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有140个城市与它同时代建城，如今仅存六个，而苏州是惟一在原址上没有变迁的城市，被称为城市中的“活化石”。1000年前宋朝平江图所展现的城市格局一直未变，“凝固”至今，不仅安顿了人的肉体，也安顿了人的精神。粉墙黛瓦的建筑、雅俗共赏的评弹、惟一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昆剧等等，多种文化形态成为苏州最大的财富。
很多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跟苏州比，但是从文化的长度、厚度和宽度来看，国内却鲜有可比者。从明清开始，文化发展就成为带动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使它一度成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苏州也是整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方，文庙里面记载着最早的工人罢工。明清两朝全国的行会总部大部分都建在苏州。
几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赋予苏州的独特人文精神，今天再次成为苏州崛起的强大根基和动力。在古韵与今风合奏齐鸣之下，苏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城市转型之路。朱永新说，人文精神是苏州这个城市品牌最主要的特征，也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朱永新直言不讳：“苏州80年代靠老乡，90年代靠老外，说到底，最终还是靠文化。”
是归人不是过客
笔者有一次夜游寒山寺，无意间发现旁边一座新起的园林式住宅小区，在它的广告宣传册上有一首诗，末尾几句话这样写道：
“在枫桥畔停泊，
从此，
是归人，不是过客。”
几年来，对推动苏州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的外来投资商，他们在苏州生存状态的演变正好映照了这首诗。特别是台商，从最早客居酒店、租房，到买房、买别墅；从孤身一人短暂停留，直至带着妻儿老小举家西迁，在苏州建立家园，从此反客为主。
投资商如此钟情于苏州，将投资地和家园选在了同一个地方，其实也正说明他们所选择的，不仅是一个“发家”之地，同时也是能够安置身心的“心灵居所”。而苏州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正好成全了他们内心这种潜在的价值取向。以下几位台商的切身经历和体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先后引导了很多台商来苏州投资的安信顾问公司总经理胡蔡安先生，祖籍是福建。他1992年来大陆考察，足迹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而最终落脚苏州。他坦言自己被苏州的人文景观和人文精神所打动，包括苏州非常淳朴、善良的民风，浓郁的文化气息，自古传承下来的读书风尚：父母宁可省吃俭用，也一定要子女读书。的确，苏州是中国著名的状元之乡，现在也是全国人均购书最多的城市。并且基础教育也很发达，高中升大学比例超过了86%。
笔者有幸采访了最早来苏州长驻的两位台商。一位是飞利浦(苏州)的前任总经理李云政，他早年曾被派往欧洲，之后回台湾，然后被派来苏州，开始太太坚决不肯过来，两年之后，不但定居苏州，而且在苏州著名的十全街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名气也越来越大。而李云政则向总部明确表示，不再接受任何其他派遣，如今他已退休并且留在苏州。他讲起苏州简直如数家珍，俨然一个道地的苏州人。
另一位是明基集团最早派驻苏州的主管，现任明基子公司达方科技副总经理的潘振兴，他从明基在苏州奠基开始，一住就是10年，是“苏州现象”当之无愧的见证人。他曾在十全街一家酒店住过一年，每天傍晚出来和街上的各家店主们闲谈，学习苏州话，后来大家都戏称他为“十全街街长”。
潘振兴可以说是最早融入苏州的台商。他这样表述自己对于苏州古城的感觉：“我每次从那些老房子旁边走过，望进去那一条条悠悠长长的小巷，弯弯曲曲可以往里面一直钻一直钻的小巷，和小时候在家乡的感觉一模一样，恍惚之间觉得我的奶奶还住在里面。”10年多了，潘振兴对于苏州的迷醉仍然不减分毫！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但笔者并非认为“乐水”的苏州人全都是“智者”。但毕竟深受千百年水居意境的浸淫，造就了苏州人的温和性情与淳朴民风。加上深厚的文化底韵，这就是大批台湾高科技企业精英从“过客”最终成为“归人”的缘由。早几年时，苏州百姓虽然真切感受到外资带来的好处，却担忧“好景不长在”，制造业会因又一次大规模转移而空留一片荒芜。但如今市民已经清楚看到，台湾人不仅是来投资，也是来安家的。资本不是来寻找跳板，而是来寻找归宿的。而“资本根留苏州”也正预示了苏州未来的发展潜力。
城市之间的竞争，其实已经表现为投资环境的竞争。当全国各地为招商引资而狂建开发区，并不断加强各种软硬件配套的时候，苏州却首先着眼于保护古城。基于此目的才在城西城东建了两个工业区，计划把城内的工厂搬出来，其实工业区的发展方向开始并不明确。结果偏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因为古城人文环境的完整保留，人文精神的传承，才最终留住了“发现苏州”的台资探路者和冒险家。后来也同样打动了李光耀，他在考察过中国很多城市之后，最后还是选择苏州建立开发区。
朱永新介绍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经常感受到苏州人文底蕴对于投资的直接影响。比如很多投资商，考察过多项软硬指标，听取了各种优惠承诺之后，往往还是会犹豫不决。反而是在游览古城、博物馆的过程中才做出最后决断。
比如世界最大集成电路生产商之一，美国超微半导体(AMD)公司的领导人在考察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时候，深受触动，他说丝绸工艺可比半导体要精细得多了，苏州人连这么精细的东西都能做出来，制造半导体肯定没问题，于是当即决定签署投资协议，首期投资额1.08亿美元。这种活生生的例子还有很多。
服务理念里的人文底蕴
苏州的人文精神，在直接与投资商打交道的官员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政府提出的“亲商、安商、富商”的服务理念，就带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色彩，这也是让投资商非常看重的方面。而这些理念，不是挂在官员的嘴里，而是通过建立公示制、承诺制、督查制、淘汰制等一整套机关工作制度有效落实下去的。
在苏州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开发区高层官员的名片上，都印有手机号码。投资商有什么紧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论是周末，还是半夜三更，都会有人来帮忙及时解决。胡蔡安先生告诉记者，他代表企业与政府商谈投资协议，经常谈至深夜，可是政府会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修改好的方案拿出来，显然是连夜加班完成的。这种效率和热忱让他们每次都深受触动。
一方面遇到问题，官员会首先站在企业的角度去帮助解决，充分体现服务精神；而另一面也要做到“官不扰民”，这也是让投资人颇为放心的一点。也就是在进来之前政府就把一切可能的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之后就不会再来“骚扰”。在苏州，绝少听说海关人员动不动就跑到企业去查税；也绝少听说官员私下收钱的事情，官员的清廉是公认的。企业办事不需要送礼、拉关系。优良的人文环境使得投资风险变成是可以预测的，从而使企业营商成本大大降低。有评论说苏州也是中国行政成本最低的城市。
朱永新认为，政府这种服务理念和服务精神的养成，与苏州的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
其一，苏州自古就是文化人聚集的城市，而文化人都很喜欢发表评论，会通过各种方式和管道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比如苏州的评弹。这些既是一种监督，同时也给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对提升政府管理水平帮助很大。
其二，苏州作为一座独具个性的文化古城。匡亚民80年代就给邓小平写信，说应该对苏州整体保护。然后苏州每动一条路，每拆一栋房子都有人写信，写到国务院、建设部等。来自民间、学界和上级等盯着政府的眼睛太多了，所以你要做个错误决策其实是很困难的，不像很多地方领导个人拍个板就能够决策一件事情了。
所以，从民间到政府，这座城市都体现着非常浓厚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色彩。正是这种无形的城市价值让所有外来投资人甘之如饴。
以“文化自觉”给城市“还魂”
当然，在城市竞争的初始阶段，由于城市之间在物质层面差距往往都比较大，比如区位、土地价格、交通、人力成本、优惠政策等，所以大家自然会很注重满足客户在这些层面的诉求，基于投资硬环境的竞争是无可厚非的，改善还在进一步加强当中。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层面的改善总是有一定的限度，而且有些非人力可为。
接下来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在文化层面的改善和变革，而这需要时间的累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认为，建设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可以“跨越”经济增长的阶段，但不能“跨越”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经过千百年历史文化的深厚沉淀，塑造出来的城市人文精神，正是历史赋予苏州的最大财富。
这不免让人疑惑，历史悠久的城市不是很多吗？为什么有的却没有产生出新生活力和生命力呢？除了大家可见的历史机遇，朱永新道破了另一层玄机：“光有文化底蕴也是不够的，必须用现代意识去激活古老的文化元素，这样古韵与今风才能合鸣。”
问题是如何去“激活”。朱永新直言不讳，文化本身并不直接影响竞争力，当一个城市的领导阶层以及民间都有了强烈的“文化自觉”之后，文化价值才能得以“激活”，在此根基上生长起来的人文精神才成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精神是城市的灵魂，一个人文精神匮乏的城市，无疑也是灵魂贫瘠的城市。呼唤城市“文化自觉”的过程，其实也正是给城市“还魂”的过程，而没有灵魂的城市，又何来恒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说，中国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过于注重外来力量而忽视内生力量。内生精神和内生力量不断削弱，发展下去经济和社会就会出现另一种畸形。而内生力则是来自先进的人文力量。
我们只有期望，在激烈的城市竞争过程中，少一点“肉搏”，在增长维度中关注人文精神的价值。在为经济腾飞欢欣鼓舞时，不忘关照到灵魂的居所，因为其中蕴藏着永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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