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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封面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序言
本书收集了我在1987年至2003年的17年间在中文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18篇论文。在两层意义上它代表的是集体的而非我个人的智慧。首先，本书中的5篇论文是我与其他人合著而成，他们是这些论文的共同创造者。我在此特别感谢我的这些论文合作者，他们是(按姓名拼音顺序)黄海洲(Haizhou Huang)、刘遵义(Lawrence Lau)、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
ast)、吴敬琏(Jinglian Wu)和许成钢(Chenggang Xu)。这些年来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也是我从中学习经济学的过程。
在更广义的层次上，本书中的论文更包含了很多海内外经济学人的智慧。即使是那些我独自写成的论文，也多是在同其他经济学家的探讨和争辩中起始、成型和完成的。我无法向这些众多的海内外经济学家一一致谢，但在这里要特别提及吴敬琏教授。我与吴教授1983年在耶鲁大学相识。1983年1月至1984年6月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该校访问，而我则是该校管理学院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生，正在考虑转学经济学。那时，吴教授经常向我讲解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和它的问题的学术研究。吴教授特别向我推荐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科尔奈当时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一半时间在哈佛大学，另一半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我在1984年秋季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的研究生。在20年的时间中，我同吴教授就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问题经常交流。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广泛知识和深刻洞察，他对经济学的严谨治学态度，都让我受益匪浅。他所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和《比较》杂志发表了我的多篇论文。
我要感谢出版本书的梁晶工作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中负责编辑本书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梁晶女士，如果不是她的积极筹划和不断敦促，本书还不知何时问世。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肖梦女士和她任编辑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和2002年新创刊的《比较》杂志。我从1988年起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本书18篇论文中的10篇论文最初是发表在该杂志上的，而最新近的一篇论文则是发表再《比较》杂志上的，足见这两本杂志对本书的重要。
钱颖一
2003年7月10日于北京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目录
作者简介
序(吴敬琏)
致谢
引言：论文写作背景
1.理解现代经济学
第一部分：转轨理论
2.市场与法治
3.政府与法治
4.激励与约束
5.目标与过程
第二部分：企业改革
6.企业理论
7.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8.关于公司化
第三部分：金融改革
9.激励理论和金融改革
10.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
11.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部分：政府改革
12.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
13.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第五部分：技术创新
14.硅谷的故事
第六部分：相关学说
15.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
16.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
17.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前沿
18.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文
钱颖一是我国留美学人中的一位十分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阅读他的这部论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文集，不但可以从中领略现代经济学的魅力，而且可以看到一位身居异域的经济学家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拳拳报国之心。
我初识钱颖一教授，是在1983年初。那时，许多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参加者深感学力不逮，纷纷到海外求学。我去了美国东海岸的耶鲁大学，追随比较经济体制学科(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开创者之一M·蒙梯亚斯(John Micheal Montias)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时，颖一已经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硕士学位，正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管理科学和运筹学的学位。从那时起，我们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友谊，有过许多交流和合作。1984年7月，我从耶鲁大学回国，从事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咨询研究工作。颖一则从耶鲁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成长为一位被广泛认可的经济学家，任教于美国西海岸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颖一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心系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中收录的就是他十余年来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著述。在这些论文里，他凭借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深刻了解，透彻地分析中国转轨时期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和坊间许多常见的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书籍不同，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本书的开篇论文《理解现代经济学》交代了作者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本书所收集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像庖丁解牛那样熟练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基准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国转轨中的问题，对纠缠难解的问题给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回答。在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问题上，颖一特别强调掌握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一类分析基准的重要性。对于国内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提示。由于小农社会的历史背景，加之多年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反理论思维灌输，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存在巨大的认识误区。正像颖一在这篇文章中说到的，对于现代经济学中的这些基本定理有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理论描述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另一种是因为理论与现实存在差距而认定它们都是胡言乱语，毫无用处。这两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几乎随处可见。以阿罗-德布罗定理来说，就存在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把阿罗-德布罗定理简单套用到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去，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比如说资本市场)，而不论它是什么样的市场和处在什么样的监管环境之下，稀缺资源(比如说资本资源)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最优的配置。而当发现生活中的现实并不如此简单的时候，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不去研究阿罗-德布罗一般均衡模型的限制性假设(如信息的完全性和对称性)，而是断言必须“彻底否定”一般均衡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另外创造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或者主张干脆抛弃任何理论思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无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持有哪种错误的观点，都会导致全盘否定理论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和提倡实际工作的盲目性，给改革造成很大的危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改革历程中，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颖一不但在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基准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亲自参与了20世纪最后年代经济学通过寻找这些基准与现实生活的差异来发展理论的工作，与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青木昌彦(M.Aoki)、O·哈特(O.Hart)、J·科尔奈(J.Kornai)、J·拉丰(J.Laffont)、刘遵义(L.Lau)、A·马斯-科莱尔(A.Mas-Colell)、E·马斯金(E.Maskin)、P·米尔格罗姆(P.Milgrom)、G·罗兰(G.Roland)、J·斯蒂格利茨(J.Stiglitz)、J·梯若(J.Tirole)、B·温加斯特(B.Weingast)有着师生关系或论文合作者关系。他们之间的密切学术切磋和思想交流，也使颖一对于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很好的把握。
掌握了这样强大有力的理论武器，加上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颖一就常常能够对中国改革面对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我自己也经常能够从与他的合作和交流中得益。例如我在1987年接受四通集团的委托，研究企业制度改革问题。在开始的时期，许多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企业理论和公司实践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只能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不那么具有根本性质的改进建议。后来，在颖一加盟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四通企业改革小组以后，这个小组的工作便从讨论现在收入本文集的《企业理论》一文和阅读颖一推荐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长R.克拉克(R·Clark)的新著《公司法》教科书为起点重新开始。由于小组从高起点上出发展开我们的工作，整个课题进行得分外顺利。在1988年它所得出的成果：《四通公司股份化改制方案》、《四通股份公司章程以及招股说明书》等等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虽然由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这套方案最终没能得到实施，但在若干年后四通成功实同现改制时，事实终于证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实用价值。
应当说，颖一的众多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在学术界和经济界是有口皆碑的。这些成果中的许多重要篇章，也收集在本文集中。它们很值得关心现代经济学的进展和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应用的人们阅读参考。
(原载于《中国企业家》梁晶工作室友情提供)
走向前沿
——读钱颖一的新著《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波士顿休假，远离了国内繁杂的社会活动，有了充沛的精力来阅读颖一的这部精彩的著作——梁晶工作室提供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这些文章按照精巧的结构安排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题目下，给我的阅读制造出了一种新的视觉冲击，让人兴奋许久。
收入在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易于阅读的。首先，颖一对他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表述非常清楚，其次，颖一表达的思想或者阐述的理论均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当今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领域内所做的精练的研究。基于对颖一的了解，我认为这也是颖一在经济学研究上驾轻就熟功夫的体现。因为他非常清楚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所思所想的一切都应该基于他的职业视角和他所接受的训练方式，因此，颖一很认真地选择了在“中国经济改革”这个足以概括本书主题的名字前加上了“现代经济学”这五个字，可见其用心。
我注意到，本书收集了颖一在1987年至2003年的17年间发表在国内期刊和报纸上的18篇文章，其中有一半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我们都知道，这本中文杂志以介绍和发表有关经济体制比较或者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为特色。而这个细节大体上可以用来描述钱颖一教授从一个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成长为当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历程。为什么呢？让我给出以下几个“证据”。
首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这本杂志的主编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吴教授在1983年至198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比较经济体制”，回国后主持翻译了曾经风靡一时的贝塔朗菲等人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一书，再后来就有了这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而颖一那时正巧在耶鲁大学学习管理科学，正在考虑转学经济学。可以推测的是，吴教授的出现对颖一后来的选择一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颖一在本书的“致谢”中的确特别提到了这个经历，“吴教授经常向我讲解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界对计划经济和它的问题的学术研究。吴教授特别向我推荐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科尔奈当时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一半时间在哈佛大学，另一半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我在1984年秋季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的研究生。”这应该算是一个佐证。
在上面这段话中，颖一提到的后面这个细节给出了我要提到的第二个证据。毋庸置疑，颖一这20年的学术发展历程是与很多人所给予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分不开的。有意思的是，在众多出现在他身边的经济学家里面，被颖一在本书中特别要“致谢”的两位，除了吴敬琏教授，就是科尔奈教授了。科尔奈教授和吴敬琏教授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有很多共同语言，彼此也是很好的朋友。科尔奈的理论也常常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与中国读者见面。而钱颖一幸运的在进入经济学殿堂之时得到了两位著名教授的指点。
说到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亲身经历过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变迁过程的人，都知道科尔奈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思维模式产生的冲击波有多大。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初期，“比较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学”被引入中国，着实引发了中国经济学20年来的首次转型。而那时候的钱颖一正在哈佛大学参加着科尔奈教授主持的博士课程，对科尔奈的理论和主要著作发生着浓厚的兴趣。很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经济系科尔奈的办公室见到科尔奈教授时，他还自豪地提到他的中国学生钱颖一博士。在这个意义上，钱颖一早期写就的那篇“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的文章(已收入本书中)可以看成他开始关注并进入到经济体制变革理论或“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作品(颖一说，这实际上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中文论文)。不仅如此，颖一后来的博士论文以及发表在美国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数篇重要论文也都是关于软预算约束和短缺的，足见科尔奈对颖一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个证据可以从颖一在美国的第一个长达9年的教职中找到。1990年颖一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在旧金山湾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在经济系，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成了颖一的同事，而且由于那时一个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缩写为CIA)的范式正在斯坦福经济系形成，所以在斯坦福的9年时间里，颖一实际上成了这个范式兴起的见证人和该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1992年颖一率先在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作演讲，对“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作了介绍，并写成了“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一文(也收入本书中)，该文对转轨经济学、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体制的比较，经济组织的研究以及制度演进都做了分析，令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颖一收入在本书的文章几乎都涉及到或者立足于主流经济学的最前沿的理论，如信息、激励、公司理论、治理结构等，这自然得益于颖一指教9年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氛围。众所周知，在那里有一批在活跃在主流经济学前沿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史宾斯、青木昌彦、米尔格卢姆、罗伯兹、刘遵义等。
说起“比较制度分析”，必然也要提到这个分析范式的倡导者之一青木昌彦教授。根据我的印象，青木教授在1990年代初期便积极参与到了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部门重组的重要理论研究与政策讨论中来了，这里面肯定有颖一的影响。后来，颖一与青木教授联手合作了不少关于公司转轨和金融改革方面的研究。例如，1990年代中期，颖一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并出版了中文版。收入本书的文章“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就是颖一在这个研究课题下的副产品。1993年，颖一与青木教授合写了另一篇介绍世界上不同的金融体制的文章“从国际比较角度看银行改革”。这篇文章它总结了当时比较金融体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强调了企业自有资金是企业融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对“银行主导”和“金融市场主导”两种流行的金融体制做了比较分析。在国内，这算得上是一篇较早介绍这两种金融体制的文章。现在，这种区别在学界已经被广泛接受。
可以大胆地说，在斯坦福的9年对颖一在制度分析和经济转轨等研究工作上有重要的阶段性影响。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本书收入的另外几篇文章中得到加强。一篇讨论银企关系的文章是颖一与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合作完成的。在“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针对银行呆滞贷款和坏帐，将企业财务问题一并考虑才符合逻辑。文章讨论了实施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方案。
另两篇文章是颖一和斯坦福大学的巴瑞·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合写的。第一篇论文“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开始。温加斯特着重研究了历史上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比如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而颖一侧重讨论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特色，诸如中央向地方放权，财政承包，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问题等。他们在这篇论文中通过“经济联邦制”这一框架分析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章的特色是超越了传统的财政视角，而分析了政府的权力和激励对市场形成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人在该文章的框架下，还合作写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比较”一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村集体企业的体制差异做了一个新的理解。
我与颖一的交往晚于我对他的熟悉。我阅读的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他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博士合作的那篇名作“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参见本书)。我阅读的是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的工作论文的版本。这篇论文把“块块”为主与“条条”为主的政府组织结构的差别理论化了。他们用这一视角对中国和苏东的经济改革的不同路径做出了新的解释。比如，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进入与扩张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早期改革的显著特征，这与背后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激励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地区的局部实验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征，它也与“块块”式的政府组织方式有关。
我早在撰写《双轨制经济学》那本书中，就引用过颖一的作品。但是一直到我这本书出版一年之后，才真正与颖一在北京有过比较长时间的见面与交谈的机会。那一次，颖一和我均被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女士邀请去为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高级研讨班授课。我们两人还一起出席了当日晚上与研讨班全体学员的别开生面的见面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后在梁晶的寓所品尝了梁晶亲自煮的汤团。自那次以来，我们经常有电子邮件的往来。2001年9月我和平新乔在旧金山又与颖一见面，而那一天正是9月11日，结果我们在颖一的公寓里经历了“9.11”这个人们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我2002年初夏邀请颖一访问了复旦大学，并做了精彩的报告。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时间仓促，邀请颖一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的正式批文一直到颖一结束复旦访问之时还没有下达，这意味着颖一还将专程被邀请来复旦大学参加为他举行的兼职教授的授证仪式。我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就像期待着颖一的这本著作尽早与读者见面一样
2003年7月10日于波士顿Soldiers Field Park。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梁晶工作室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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