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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素要求稳定 汇制调整还应慎重
社评
如果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或接近自由浮动，香港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港币被边缘化，这将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难以估量的结构性冲击。中央
政府即使基于保护香港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会在汇率问题上留有十二分的小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勒和美国财长斯诺的访华，使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强烈要求中国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升值的美国财长斯诺的态度有了明显缓和，对是否要人民币迅速地实现自由浮动的问题变得比较小心，也承认中国实行浮动汇率还存在障碍，逼使人民币短时间实现自由浮动可能会欲速则不达。
外部的压力固然有所和缓，但如本报社评此前指出，由于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地区性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而且随中国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着强大的升值压力；此外，目前的单一钉住汇率制也有许多缺陷，维持目前的汇率制度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此，尽管美日等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较几个月前有所缓和，但中国自身却必须以非常务实的态度正视人民币汇率问题。
经济界对目前中国采取何种办法应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多有建言，政府的视野亦从微调对冲逐渐放宽至汇率制度的转轨。国家外汇管理局于9月1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人经常项目下购汇政策的通知》不仅将原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指导性限额从每人2000美元提高到3000至5000美元，还扩大了境内居民个人的供汇范围，对外汇管理实行严进宽出的原则，进一步显示了企图对冲升值压力的意图。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就汇率制度改革的表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币中心汇率是参照美元还是参照一揽子货币来制定，这个政策有讨论余地。目前的问题也就在于如何确定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路径与顺序，像如何实现更富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钉住单一的美元还是钉住包括欧元、日元和美元等在内的一揽子货币这些重大问题，都必须放在整个市场改革进程中来考虑。
像汇率的市场化这样极其复杂的改革谈不上有什么现成的“路线图”，不过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市场化颇多依赖，却值得在拟定改革顺序的时候注意。中国货币管理当局也表示，汇率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要比较充分地放开商品和服务贸易，消除资本项目管制，初步解决银行业的主要问题。在中国银行业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所积累的历史问题尚难化解、外汇管理的国际化程度尚有较大欠缺的情况下，风险很高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就尤需全面的考量。例如，如果实施一揽子货币钉住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将根据系列国际主要货币的频繁波动而波动，这将带来巨大的套利风险。管理当局是否有足够经验和能力来根据全球汇市波动情况进行风险对冲以及规避国际“热钱”的套利风险，实在难下断言。
另一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将对香港这一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有何种影响。如果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或者接近自由浮动，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带动下，香港居民可能会将原来持有的港币资产转换为人民币资产，以套取预期的汇差收益，香港于是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这种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无疑将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产生较大的冲击，加上人民币的升值还可能使港币在本地被边缘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受到难以估量的结构性冲击。目前香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尚在徘徊之间，一旦投机者大规模狙击港币便有可能给香港的联系汇率造成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地的汇率制度改革考虑不周，自然会再给香港增加一重负担。中央政府即使基于保护香港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会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变动的问题上留有十二分的小心。
目前看来，最恰当和最可取的政策选择，还是在恰当的时机适当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仓促地实行完全自由的汇率制是鲁莽、不负责任而且根本不可行的，在完全自由浮动与僵化的钉住汇率制之间存在着更加灵活的、又可以尽可能地控制住风险的过渡安排，在恰当的时机适当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便是最平实的一种选择。它既尊重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浮动的诸多约束条件，也将为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积累一定的基础，而不是充当拖延汇率改革时机的托辞，成为汇制改革的羁绊。积极地创造条件，为推动人民币汇制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做充分准备，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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