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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如何评价我国实行市场经济10年来，投融资体制方面的改革进程？
郭励弘：我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滞后的一部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过去10年中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措施，集中反映在三个纲领性文件中：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九五计划，“十五纲要。仅就投资体制而言，文件内容和实际措施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方向正确但实际上是不到位。比如：用项目登记备案制代替现行的
行政审批制、对企业出资建设国家非限制类项目，实行登记备案制；还有一类是说的很对，但不属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范畴。比如，把建筑业改革混同投资改革。投标、招标、工程监理制；还有一类根本在提法上就有错误。比如，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对于项目融资类的项目，当然需要成立项目公司，但是项目决策是由项目发起人、政府或者企业做出的，项目公司和项目一样，都是决策的产物。既然决策在先，项目公司在后，它就只能承担建设责任，不能承担决策责任。所以，我说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年来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10年中，国家明确了对私人投资、民营投资、外资投资的鼓励政策，由于这些类型的企业效率比较高，他们在整个投融资领域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这本身不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而是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就整个投融资体制来讲，对民营企业还是压制的。比如市场清除，民营企业破产就退出市场，但国营亏损之后却还在维持，这对民营企业就是事实上的不公平。虽然投融资体制对民营企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各地方是有支持的。虽然在宏观层面上还要求许多项目必需审批，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对民营投资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据我所知，成都市、杭州市和南昌市都是这样做的。
记者：事实上，投融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10年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投融资体制改革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郭励弘：投融资体制改革之所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滞后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国资国企延误改革的拖累，而且还因为它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政府配置资源，又在渐近改革过程中衍生出许多与市场不相容的“特色。
政府配置资源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投资。包括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现在劳动力的市场比较活跃，土地有许多是在地方手中，已经开始遵从市场规律。唯独投资，还是完全计划审批。再小的项目，也要由各级政府部门审批。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做出计划，可能会放掉一部分项目的审批，但据我了解，还将有相当一部分的项目必须审批。
所幸的是，十六大确立了国资国企“分级所有、政资分开的体制基础，新一届政府改“国家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两大进展为投融资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带来契机。
记者：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其中一个表征就是民间投融资障碍重重。很多人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国有投资，那么民间投融资体制改起来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
郭励弘：首先政府部门要放弃审批，而且还有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问题。只要政府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投融资环境方面做出具体的改革措施，民间投资还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一段时间以来从不同角度按不同口径提出的三类企业，今后都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高技术企业肩负着为明天而拼搏的重任，中小企业是吸收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的主力，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族经济的第一线。这三类企业都还有很大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掘出来，而阻碍其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就是现行的投融资体制。
从投资角度来看，亟待突破而后立的制度，主要涉及市场准入、行政审批、公平竞争三个方面。从融资角度看，问题就更严重了，无论是权益资本融通、债务资金融通还是创业投资，需要建立的制度太多了。
记者：如果我们能够在民间投融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会对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产生怎么样的作用？
郭励弘：只要投融资体制改革中有一个突破口，那么相对来说，整个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步伐都会快一点。如果在民间投融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那么社会资金会有更多的选择。权益资本和信贷资金都会更多地向民间资本靠拢。
记者：您认为，投融资体制改革未来的目标与框架是怎么样的？
郭励弘：投融资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以资信等级为依据，实施对出资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放弃项目的行政审批，形成投资决策、资本决策、信贷决策三权鼎立，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投融资格局。严格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准入，严格市场清除放松资本管制，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厘清企业制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记者：的确，我们国家的资金供求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银行里的储蓄越来越多，一方面，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企业所急需的钱，这个现象的出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培育起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
郭励弘：我国的金融监管和资本管制相当严厉。管制的目的是试图加强资金的安全性，而管制的主要方式是严格的行政禁令。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则要求资金、资本有更高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要求有更合理的交易环境和更高效的配置方式。深一层观察，在“以政代资时期，政府尽管有时也站在公众的立场，以安全性为由加强金融监管，但更多的时候是站在政府资本的立场，为政府项目融资为国企脱困圈钱，其结果恰恰是丧失了金融安全。
金融行政的职能是严格金融监管，严格市场清除；而金融市场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则要求放松金融准入，放松资本管制。放松金融准入，是为了解决因政府长期垄断金融而导致的缺少基层金融服务的老大难问题。放松资本管制，是为了使社会资金更多地通过私募权益资本方式转向实业投资，根本改变千军万马汇集A股独木桥的现状。唯此，才有希望逐步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
记者：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各种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也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郭励弘：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债务资金融通，除了推进利率市场化以及继续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之外，还可以采取积极建立个人信用征信系统，逐步增加个人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完善信用合作制度，发展基层金融；对民间借贷不禁止，不鼓励，由地方政府作出原则规范。民间借贷的兴衰与当地的信用基础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形成气候的，因此可以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加强监管。中央政府不必禁止，不必鼓励，充其量可以规定高利贷的利率上限。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获取权益资本比获得债务资金阻碍更多。在我国，一来长期不能规范资本的公募和私募，只是一味批判“非法集资，二来出于“所有制情结，把一些基础的经济制度都扭曲转化为“国企脱困的通道，所以中小企业的权益资本融通就更困难一些。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权益资本融通，应该形成如下政策集成：调低股份有限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可以从1000万元调至200万元。规范建立实业资本的私募和公募制度。凡股份公司都可以发行股票，其中面向特定出资人的私下募集无须审批，面向非特定人的公开招募需向证监会申请。规范建立非上市股票股权的交易制度和交易市场。取消股东权益转增资本金时征缴个人所得税的法外征税制度。（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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