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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由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引出来的话题。江浙沪三地的全面合作和市场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速，其经验和效果都具有全局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来自地区、部门或任何一个关联环节的不安全因素对国家产业安全，从而对国家整体安全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前不久流行的非典病毒对地区链和产业链的综合影响，当引起我们对长三角产业安全及其扩散效应问题的高度警觉。
非典病毒在中国香港地区和内地的快速传播，对有些产业部门的打击是空前的。在国内外恐慌情绪尚未激化的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9％；但在疫情大范围传播，国内普遍恐慌，对外经济交往被国际社会全面“隔离”的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下降为6.7％，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三产业饱受其患，第二季度增长率仅为0.8％，同比下降6.1个百分点，历史上前所未有。其中航空业下降50％，涉外旅游几乎是零增长。第一产业对外依存度较低，但也明显衰退，第二季度仅同比增长2.3％，比第一季度低1.2。第二产业虽相对稳定，在结构上有损益互补的平衡机制，但外向度较高的部门也受到严重冲击。而且，随着外向度和对国内最终消费依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其内部自我平衡的机制将逐步减弱。目前，我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制造业主导型经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0.2％，因而，其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会引起国民经济的全面衰退。所以，在经济相对发达、经济流量大，制造业产值总量几乎占全国制造业半壁江山的长三角地区率先构建产业安全体系，对于稳定全国制造业，从而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
产业安全体系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其一是产业安全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国际经济、科学技术、贸易和金融安全信息、国际动植物和人口疫情信息、国际倾销和反倾销信息；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的流量和流向信息；国内生物安全和人口健康安全信息；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安全信息；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的与市场秩序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信息。
其二是危机管理系统。市场是不确定的，有不确定性就必然有风险，所有的风险皆产生于不确定性。存在风险是正常的，就像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样正常。问题是有没有风险预警、控制和规避机制。风险预警、控制和规避，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危机管理。风险包括制度风险、经营风险和自然风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危机管理系统，其目的就是要控制和规避这些不同类型的风险。人们常常自信高风险背后存在着高收益，其实经验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没有有效率的危机管理系统，风险永远只会是风险。
危机管理的主体是三维的：微观组织、个人和政府，微观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的社会组织。通常情况下，如果出现季节性经济波动和正常的市场运行周期，不必启动危机管理系统，特别是政府不能以所谓理性的公共政策来“反周期”。
正常的市场周期其实是经济体系自我调适的机制，微观部门和个人基于正常的利己动机和自我调适，便可以保持正常的竞争秩序化运行状态，“第三只手”不适当地介入，不仅劳而无功，而且会恶化微观部门的预期和自我调适机制，以致对真正的危机反而缺乏敏感性。只有公众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预期恶化，某种社会和自然的振荡超出了微观部门的自我调适能力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必要大范围地介入。问题是如何把握临界点，国家宏观预警机制的重点就是通过对上述危机信息的整合和分析，显示风险状态和范围。但是，国家范围太大，地区机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太复杂，只有国家一个层次的宏观危机管理系统，很难做到灵活高效，有必要按经济社会的地缘关系，在几个大的经济协作区建立二级危机管理系统。根据长三角地区中长期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市场容量和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该地区必须率先建立危机管理系统。有关地区之间的行政障碍应该本着讲大局、求共同发展的原则，切实加以解决，尤其不能在招商引资、道路建设和管理、水环境跨流域治理等方面设置新的障碍，甚至以邻为壑。此次黄浦江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油污危机，江苏以大局为重，主动从太湖开闸调水，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帮助上海清除大面积油污，这是区域合作的典范和新的开端，应该成为建立区域危机管理系统的新的契机。
产业危机管理应该是保障产业安全的常态管理，而不是满足于应急管理。应急本身是重要的，对危机事件作出快速反应，是控制和规避恶性风险的关键之一。但怎样才能作出快速反应，并且快而不乱，不至于顾此失彼，甚至因小失大？这就是如何实施产业安全的常态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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